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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民运动 点了谁的痛穴?

如同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最终无法登上春晚大舞台的境遇一样,许志永、王功权带领下的新公民运动,也因另一种政治不正确面临人仰马翻、分道扬镳的下场。虽然这样的结局纯属意料之中,但当现实活生生摆在面前时,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调剂、去接受。

中国传统春节前的这一周,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新公民运动倡导者的审理周。包括许志永在内的七名倡导者将陆续受审,罪名均为公众耳熟能详、认定标准却含糊不清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人权倡导者、法学院讲师滕彪从中读出了习近平“杀鸡儆猴”的深谋远虑,“这种扎堆审理,是习近平主席的政府向那些支持限制共产党权力的人发出的警告,审理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被告有罪、并将获刑。”

这次扎堆审理,因为许志永的存在而备受关注。从维基百科对新公民运动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许志永扮演的角色有多么重要。该名称是许志永在2012年5月发表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新公民运动》中提出并正式开始使用的,打出的口号是“自由,公义,爱”。纲领诉求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的,即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其二是社会的,即推动整个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

让许志永和主要倡导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旨在争取透明度与公平的雄心勃勃的运动最终会吸引五千多名支持者。于是趁着十年一次高层换届前的时机,各地街头抗议不断冒头,意在考验新一届领导层对草根政治活动容忍度的迹象明显,即便这种考验的形式还不为当前的严明律法所允许。同样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新领导层上台执政后一阵新风扑面而来,发誓要消除腐败、促进司法公正并尊重《宪法》的最强音如同捷报般不断传来,习近平宣称的目标与他们的目标越来越近。

成也萧何败萧何,现如今距离十八大已经过去了整整14个月,许志永和他的新公民团队有了新的确凿答案。2012年底至2013年,走上街头呼吁大陆官员财产公示的“财产公示十君子”相继被捕。随后,被捕名单越来越长,且人员级别也由参与者向核心组织者渗透。2013年7月16日,发起人许志永被拘捕,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8月8日,新公民运动在华南地区的主要倡导者郭飞雄被拘;三天后,华东地区的主要倡导者李化平被拘;9月13日,另一发起人王功权被警方刑拘……

在新公民运动从最高潮跌落谷底的过程中,曾经担任过《南方周末》编辑的陈敏从未离开过公众的视线。当然,他更为公众所知的是另一个笔名----笑蜀。许志永被捕后,笑蜀和王功权迅即联合声明,宣示要接力新公民运动。为掀起关注热潮,前者亦通过西方媒体附议《许志永们为何成了眼中钉?》,将许志永被捕称作是当局对新公民运动的斩首行动。不料想,为同一战壕里的许志永摇旗呐喊的笑蜀和王功权,前者一度被当局强制离开北京送到广州软禁,后者遭遇了许志永同样的厄运。

对新公民运动最为致命的一击,不是官方以治安罪方式处置了发起人许志永和王功权,毕竟这种做法距离更大范围的管制还有一定距离,而是一份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坊间流传的版本是高度浓缩概括后的“七讲七不讲”,此说法的真实性被更具影响力的习近平“8•19”讲话证实。据此非公开通报所言,仅次于普世价值和新闻自由之后的“不要讲”,即是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最先揭露“七不讲”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忠现已被取消授课资格,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担任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赵常青的辩护律师。

既然最高层已经框定了“红线”,新公民即便一再声明走的是中间社会的路线, 即不追求政治权力,也不鼓动仇恨与敌意,而且放弃了狭隘的党派立场,采用兼容并包的政治立场,从普遍权利的角度切入民生问题尤其试图缓解民众苦难,但因为运动本身外溢出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比如发放横幅、散发传单,在公开场合持扩音器演讲等等引发的治安混乱,还是足以让当局出手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于是,“七不讲”在高校间盛传之际,一场针对新公民运动倡导者的抓捕行动也开启大幕。

许志永、王功权等人相继被捕时,声讨范围覆盖了普通网民和意见领袖,甚至一些谨言慎行的主流媒体也开始密切关注。待到许志永等人于本周陆续接受审理,往日雄赳赳气昂昂的群体也略显疲态,因为基本上可以断定,理想主义者习近平有自己的改革蓝图,不管是新公民运动团体所吁求的教育平权还是财产公示,都在议程设定的清单中。只不过,不是通过走上街头的倒逼来实现的。或者可以说,习惯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当政者,还没有做好接受公民运动这种“中间社会”的心理准备,更何况这一行动极有可能引发骚乱和社会动荡,充满诸多不可控的因素。

更进一步,新公民运动究竟动了谁的奶酪,点了谁的痛穴??新公民运动的拥趸们普遍认定,习近平“8•19”讲话给出了标准答案:意识形态是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打好主动仗、把握主动权,要敢于亮剑,打赢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反过来看,新公民运动本身附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很可能让这块奶酪变形、变质。比如呼吁当局走西方立宪政治的老路,鼓励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等,这些都与当下的中国政治土壤相去甚远。

2014年是中国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已然释放出了坚定改革的信号。但在官方的改革途径中,未必希望民间过度参与,尤其是可能带来痉挛式阵痛的聚众变革。这种思路,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大潮中清晰可见。如在微博反腐热情高涨时官方加大了言论管制力度,高擎着的旗帜和口号是名正言顺的打击网络谣言和抓大V。

许志永发表《新公民运动》时写道,“通过这场政治运动,这个古老的国度将与独裁永别,文明地向立宪政府转变。”一年多之后,笑蜀以愁云惨淡的反问句做了总结,“如果政府继续藐视自己的公民对尊严与公义越来越响亮的呼唤,所谓的改革怎么会成功呢?”站在习近平的立场上,或许意图告知悠悠大众的是,没有街头抗议式的新公民运动,改革才能更有序,更文明。谁对谁错,谁的希望落空,谁的愿景最终实现,静待第五代领导集体治下的中国一一去验证。

一个乐观的、左右逢源的期许是,许志永和他带领的新公民运动会在不久的将来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只是在习近平执政仅一年有余的当下,这种运动还是因为存有太多变数而难以成为主流。既然新公民运动打出的旗号是“自由,公正,爱”,那么不妨给理想一点时间,也给第五代领导集体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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