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56名省人大代表行贿、512名市人大代表受贿的特大贿选丑闻曝光后，熟悉中国地方选举的学者认为，衡阳市重选人大代表“没意义，还是黑箱操作。” “重选不可能有任何新意，因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么衡阳特大贿选丑闻引发外界怎样的反思呢？
去年12月28日，湖南省衡阳市56名省人大代表行贿、512名市人大代表受贿的特大贿选丑闻曝光，掀开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黑幕的一角。送钱的56名省人大代表被认定当选无效，收钱的512名市人大代表被迫辞职。由于下台人数的比率高达98.29%，远超过一半，衡阳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必须由下级人大代表重新选举产生。此事也导致湖南省“两会”无法如期在今年1月份召开。衡阳市辖下的五县、二市、五区先在1月14日至17日选举产生新的市人大代表，而市人大则在21日至25日举行的会议上选举省人大代表。26日，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确认了71名省人大代表名单，其中包括60名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新选举的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据中新社报道，这60人全是新面孔，换言之，衡阳市原先的76名省人大代表，资格全部作废。不过，相关选举并未引起中国境内外媒体关注。
从贿选极端走到操纵极端？
熟悉中国地方选举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给衡阳市重选下了这样的注脚：“选不选都没意义，还是黑箱操作。”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教授也认为，衡阳重选不可能有任何新意，因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李凡和秦前红也一致认为，衡阳市委组织部为保证选举不出任何纰漏，肯定更加严密地控制整个选举过程，选举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不可能有任何改善。人大代表一般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指定当选，意即提名后必须保证当选，领导干部通常纳入此范围；另一个是差额选举，意即不是所有人都保证选上，企业家通常划入此部分。李凡估计，为避免再生贿选风波，衡阳市人大选举极可能由组织部完全指定所有人选，“从贿选极端走到完全操纵的极端。”衡阳市委新闻发言人吕正平在回复本报询问时介绍称，衡阳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没有改变，选出的市人大代表名单已经在《衡阳日报》上刊登。他也说，因行贿或受贿而下台的人大代表都没有再当选。至于贿选歪风是否刹住，吕正平强调，这次“绝对没有了”。另据新华社报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在25日透露，省检察机关根据前期调查情况，已依法对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左慧玲等50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至于其他涉案人员的调查，据了解还在进行中。中国独立评论人士陈杰人在受访时说，湖南省“两会”即将在2月8日召开，省委在衡阳事件爆发之后所采取的动作显示 ，当局对于人大代表的纪律要求和依法办事还是非常重视，“这也算是一种亡羊补牢”。
42行贿代表抱团威胁揭内幕
人大地方选举贿选风盛行在中国早已非新鲜事。衡阳市“窝案”之所以引发政治地震和舆论热议，撼动点在于它所涉及的金额和受贿人数令人咋舌。56人共派出1.1亿元（人民币，下同，2321万新元）的款额，平均每人为了买一顶人大代表帽子而花费200万元。贿选事件发生在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中共最高领导人听取汇报后极为震怒，将之定性为“1989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政治事件”。上述知情人士也称，衡阳市原有的六个县委书记已被解职，但行贿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中，仍有42人行动自由，他们抱团威胁官方不得继续追查，否则“将把所有的黑幕都捅出来，把所有的底都捅个底朝天”，湖南省当局为此有所顾虑，仍未采取下一步制裁行动。
512代表每人吐回21万元
另据本报了解，中纪委已经直接收走那1.1亿元的赃款，所有收受贿款的512名市人大代表，平均每人吐回21万元。据知，虽然有的人大代表实际上并未拿到21万元，因为有的人收得多，有的人收得少，但当局最后一律划定21万元的交赃平均数。换句话说，有的人大代表在这场选举交易中做了“亏本生意”，没收那么多的贿款，却必须自掏腰包倒贴钱。衡阳特大贿选丑闻引发外界反思两大问题：一、中国特色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存在的暗箱作业与程序漏洞的问题要如何解决？在不撼动人大代表制度的前提下，要如何加强选举透明度？二、在中国，金钱必须与权力结合才能打造出“钱生钱”的官商双赢局面？行贿的56名省人大代表中，有三分之二（32人）是企业家，这曝露出或让人联想到什么深层次问题？间接选举是贿选根源受访学者异口同声表示，不开放、不透明、竞争性不足的间接选举是人大代表选举屡现贿选问题的最根本原因。秦前红教授指出，谁获提名参选人大代表、谁当人大代表是由组织部和统战部两个部门决定，少数部门的少数人有很大的决定权，这给暗箱操作提供了巨大的可能，“谁想当代表只要把少数官员搞定就很容易了”。李凡指出，衡阳贿选只是冰山一角，贿选问题全国都在上演，因为间接选举制度本身出了问题。他说：”县级选市级，市级选省级，三级人大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黑箱作业制造的黑洞有多大，如果不是有人给了钱没选上，把事情捅出来，谁会知道？”李凡认为，唯有改变间接选举制度，推行民众投票的直接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现有体制不得撼动，那至少必须加强选举的透明度，让社会和民众更好地监督。“不要选后才公布当选名单，选前就要公布，第一先公布提了哪些候选人，第二清楚说明名额，也就是差额选举的比例是多少。”
政改最大问题：选举须公开
秦前红指出，要体现选举的竞争性和公开性就必须公开选举，压缩贿选的操作空间，但选举须公开正是中国政改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对中共来讲，它觉得公开选举会导致失控的局面”。秦前红认为，十八大的报告里关于扩大公民参与、扩大地方自治，以及给予社会组织更多自由等等方面的表述特别谨慎小心，没有体现执政者有进一步放宽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管控的愿望。因此他预计，当局会进一步加强对选举过程的控制力度，所有可能导致贿选的缝隙都力保堵住，例如差额选举的部分要做足工作劝退部分代表，遏制他们送钱的念头，以免选举秩序受挑战。从积极的一面探索，秦前红认为，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选举法是否进行修改并强化细则，以便更好地处理贿选案的法律问题。例如，按照刑事法律规定，受贿5000元以上的即构成贿赂罪，是否也应追究选举中行贿受贿各方的刑事责任？被责令辞职的代表是否被剥夺选举权，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参与选举的资格？受访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坦承，现在尚无好招去解决人大选举贿选问题，因为提名名单是由组织部门酝酿筹划，选举是否干干净净地举行，很大程度上仰赖地方一把手和各级组织部门领导的道德自律，如果不正派就很容易出问题。
权贵经济横行
在衡阳贿选案中，想用钱换取人大代表头衔的几乎都是商人和企业家。外界不禁要问，中国企业家为何如此热衷于钱权结合的游戏？据了解，与领导干部打交道、建立人脉、保护人身自由、提高自身信誉等等经商的便利，都是商人和企业家投身追逐人大代表衔头的诱因。有商人私下表示，“没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头衔，在中国很难办事。”按秦前红的观察，中国经济有很强烈的权贵经济或裙带资本主义的特征，商人要在中国经商成功，就必须要与权力结合，要在官员中找保护伞或代理人。若纯粹依赖市场运作，能够挣到钱的空间是极小的，所以才有更多的商人希望借助人大代表的渠道去与权力结合。许耀桐则分析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今后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主张若能贯彻落实将有助于减少官员寻租、企业家走后门等不规范交易的空间。他说，过去企业家依赖与官员的关系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往后就应当通过市场或法律去解决问题，“一个人不能跨界的，要成为社会名流就放弃自己的经营活动。＂商人爆料：领导教按名册送钱送钱，似乎已成为中国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潜规则。最熟悉官场浮世绘的莫过于争抢当人大代表的商人或企业家。爆过贿选猛料的湖南邵阳籍民营企业家黄玉彪对此更是有深刻体悟。在2013年初湖南邵阳举行的湖南省人大代表选举中，68岁的黄玉彪以20多票差落选。不甘心做了赔本交易，他一气之下在网络上实名发帖，揭发邵阳市省人大代表选举的集团贿选内幕。他称，当时以千元左右一票的价格花费32万元，给300多名有投票权的邵阳市人大代表送钱。在行贿过程中，他被告知各县代表团书记、县长、人大主任3000元、普通代表1000元的“行情”，领导还送给他代表名册，让他按照名单，给各县人大主任逐个电话预约，然后前往住地楼下，让对方下楼“取点资料”。黄玉彪还称，时任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联工委”）主任是主要的“贿选掮客”。黄玉彪不愿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但据本报了解，黄玉彪交钱的方式不是自己送，而是把钱交给“某副部长的司机”，“他们就知道怎么做”。但因为他选前拒绝加码，有人要他从几千块的“行情”提高到几万块，他不肯，于是就被刷下来。中国独立评论人士陈杰人公开追问，“为何官方只处理了衡阳，对于邵阳的实名举报，为什么一直没有公开查处？”在衡阳人大选举贿选案中，有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具体操作方式是，候选人若想获得推荐，就先准备一袋钱，然后拿到市人大的某个办公室，该办公室会负责接近平均地把钱分给有选票的500多名人大代表。第二种买票方式是，候选人自己把钱分成500多份，然后按人头分给每名人大代表。
长沙和湘潭也在查贿选
另一知情人士称，除了已经曝光的邵阳和衡阳之外，“长沙和湘潭也比较严重，长沙那边官方摸了一下底，目前所知，有行贿行为的省人大代表有15名”。中国县以上人大代表的选举，采取的是间接选举，由下一级人代会选举产生上一级人大代表。要成为上一级人大代表，首先就必须成为候选人。中国实行的是候选人推荐制，政党、团体可以单独或联合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个推荐过程本身就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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