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th&Hospi-tal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
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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