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有大批国民党军官被俘，其中将校级在1949年后都被集中关押在大陆的五个战犯管理所。自1959年开始，中共开始对这些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实行了特赦政策，至1975年3月，共分七批特赦了全部的战犯。这些特赦战犯在当时中国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一方面被当作政府的统战工具，服务于对台湾宣传，另一方面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确实又是较为幸运，在监狱里躲过血腥的政治运动。尽管结局各有不同，其实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难以忘怀的艰辛和苦难。在本组图集中，与读者一同回顾国民党被俘战犯的文革境遇。（图注文字来源：《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作者黄济人）图为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与部分特赦战犯、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黄埔师生在北京颐和园介寿堂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来、陈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中排左起：黄雍、唐生明、覃异之、侯镜如、杜聿明、周振强。后排左起：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为了躲避造反派的骚扰和侵害，宋希濂和杜聿明躲在了家里。可是，自从居民委员会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这个办法就失效了。那天，宋希濂与杜聿明合住的四合院里突然闯进来几个造反派，其中一人张口就问“谁是杜聿明？”杜聿明正在院里干木匠活，听见有人问话，立即放下锯子，摘掉眼镜，“你们找杜聿明吗？我就是。”造反派们打量着对方的汗衫、围腰以及卷起来的裤腿，异口同声道，“你不是，你哪像国民党头等战犯，你是给杜聿明打家具的。”图为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的杜聿明在办公室中的留影。
造反派们转向身着白衬衣、蓝裤子、黑皮鞋的宋希濂，其中一人说“看来你就是杜聿明了。”宋希濂来不及答话，就被人左右开弓狠狠抽了两耳光，杜聿明箭步上前，“我是杜聿明，你们凭什么打他？”“你这个臭木匠，胆敢包庇大战犯？”造反派边骂边踢了杜聿明一脚，宋希濂见状不妙，立马又站到杜聿明前头“你们要打就打我吧，我是杜聿明。”造反派们围住宋希濂，个个摩拳擦掌，正欲大打出手之时，院外进来几位民警，好说歹说总算把造反派们请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文强还在功德林战犯改造所里。自觉获赦无望的他开始特别思念已经去世的两任妻子，而第一任妻子周敦琬留给他的那份遗嘱，尤其让他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图为1983年9月16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会后合影。前排左起：陈修和、孙毅、张文舟、黄维、刘琦、杜建时；中排左起：陈树华、方靖、覃异之、郑庭笈、陈子坚、党德信；后排左起：任小平、陈锐庭、刘汉、赵子立、文强、杨伯涛。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往事，抗战之初，上海沦陷后，文强以军事委员会前方办事处处长的身份，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那日晚上，刘姓参谋向他报告说，这里发现了一个中心学校，里面有个女教员叫葛世明，复旦大学毕业，现在学校停办了，她没有工作，没有钱，有钱也回不了已被日军占领的宁波老家。图为文强（右一）于1975年被特赦出狱之后，与前国民党将领参观中共革命圣地延安。右三为杜聿明，右四为黄维。他们都是在淮海战役中（台称徐蚌会战）中兵败被俘的。
出于怜悯。文强见了葛世明，给了她路费，让她去长沙找自己的妻子周敦琬，给她安排一个教员的岗位。长沙失守不久，周敦琬病故，文强远在上海，来不及回老家奔丧，以后调回重庆，见到了周敦琬的大姐。大姐告诉文强，周敦琬重病期间，一直有葛世明精心照顾，晚上伏在病榻打盹，白天还要料理两个儿子吃饭上学，累得骨瘦如柴，非人非鬼。大姐交给文强一封信，这是亡妻留给他的遗嘱，里面写到“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葛世明更好的女人了，我死后，你一定要跟她结婚，把她留在我们家，把她养得胖胖的，再为你生儿子。”图为1997年11月29日，文强与四子、美籍华裔经济学家，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摄于家中客厅。
于是，文强娶了葛世明。还在在洛阳为她盖了一幢大房子，她在那里生活了六年，为文强生了三个儿子。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葛世明带着儿子去了台湾，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的消息，葛世明是在台湾收听到的，电台广播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按照国际公约，国民党将领的生活待遇与过去保持不变。听到这里，葛世明毅然带着儿子，趁着天黑，连夜离开台湾回了上海。图为文强与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合影，右为四子文贯中。
上海市市长陈毅既是文强在淮海战场上的对手，也是当年革命生涯中的朋友。那时文强随朱德的部队到四川，他是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而陈毅是师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得知葛世明到沪，陈毅亲自作了安排，首先把没收了的文强私宅发还给葛世明，然后安排她去立信会计学校当老师，还介绍她加入妇联，加入中英友好协会。图为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左三）与文强（左一）聚会于文强五子文定中经营的“阿文上海菜馆”，右一为文强四子文贯中。
可在1953年开始，中国有个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关方面派人冲进葛世明正在讲课的教室，当众宣布她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然后五花大绑，由来人押走。葛世明没有被押进监狱，对她实行监视居住。居住了一年半左右。1955年春天，当有关方面派人再次前来索取交待问题的材料时，发现葛世明已经在拧开的煤气罐旁自杀身亡。图为葛世明旧照。
让文强痛心不已的是，葛世明自杀被人发现后，在急救站里人还活着，可是医生请示医院领导时被告之不予抢救，因为国民党战犯家属兼“潜伏特务”的必然下场就是自绝于人民。图为文强于2001年11月22日在北京去世前，四子文贯中随侍在侧。
文强在秦城精神萎靡，沉醉在外面却是忙得不可开交。自从《文史资料选辑》22、24辑分别刊登了他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保密局内幕》，然后由群众出版社将这两篇文章合成一部单行本公开出版发行后，但凡涉及到军统特务的机关问题，便会有人登门拜访，找沉醉提供材料。每天有十几批，每批有三五人。由于住房面积小，屋里坐不下，许多人便站在门外排队，人多的时候，从楼梯过道一直排到院子侧门。图为1980年代，黄维与溥杰、刘亚哲、沈醉（从左至右）合影。
文革中有个名词叫做“内查外调”，所谓内查，就是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把有历史问题的人查出来；所谓外调，就是各单位派人外出，找到相关的人，去核实问题的真假。与沉醉打交道的，便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虽然军统特务有数万之众，沉醉认识的不及十分之一，但他还是硬着头皮，热情接待，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图为1985年1月，沈醉（右）与在电影《火龙》中扮演他的演员合影。
直到粉碎“四人帮”，沉醉才在他的《我这三十年》里，披露了当时的无奈与烦恼，“1967年夏天以后，大部分找我写材料的人，都不再通过政协而是直接找上门来。他们当中，有的是真想把别人的情况弄清楚，以便正确地作出处理，有的却是想通过我来帮他们去打击诬陷一些与军统无关的人；也有的是明明过去与军统有关系，却想通过我的证明给予否定。总之，各种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而来。老实说，找我写材料的人，绝大多数态度很好，但也有极少数的人，简单粗暴，不讲政策，不近情理，特别是带着某种目的来强索材料的人，引起我的反感，彼此发生争吵，甚至闹到动武的程度。”图为1984年10月19日，沈醉（左）等人热情迎接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
一次，来自外地的几个外调人员，把一份事先写好的材料，放在沉醉的案头，要求沉醉照抄一份，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沉醉摇摇头，“我有罪，但不会嫁祸于人，所以干不了你们交办的事。”来人大吼一声，“你干脆我们也干脆，走，现在就跟我们走！”沉醉点点头，“好呀，北京住久了，闷得心慌，正想到外地走走。”说完，他打开房门，对在门外排队等候的众人说，“他们叫我现在跟他们走，你们就改天再来吧。”一群人冲进屋内，把那几个外调人员团团围住，吵吵闹闹，推推搡搡，沉醉却乐得闭目养神，呷了一口沈美娟端来的热茶。图为沈美娟与父母合影。
沈美娟是前几天才从宁夏回到北京的。她所在的兵团开始有人写她的大字报，批判她不忏悔，隐瞒身份……沈美娟在宁夏呆不下去了，她请病假回到北京。继母杜雪洁也不好过，她所在的医院成立了造反派掌权的革委会，革委会下达的正式文件说，鉴于杜雪洁的丈夫是大特务，她进行阶级报复的可能极大，为了保护“革命群众”的安全，从即日起，停止她护士的工作，改为保洁员，负责清洗病房的床单，打扫病房的厕所。杜雪洁每日回家，除了唉声叹气，还不时把怨恨发泄到沉醉身边，“嫁给你这种人真是倒霉，倒了八辈子的霉！”图为1981年在香港海洋公园，左二起：前妻粟燕萍、二女儿沈逸云、沈醉、五女儿沈美娟。
近来有几位获赦人员相继离去。溥仪死了，死于膀胱癌；康泽死了，死于脑溢血。陈长捷死了，死于非命。陈长捷离开前夜，红卫兵冲进了他的房间，二话不说，举鞭就抽，痛得陈长捷在地上打滚。适逢他的儿子出差在外，老伴无力制止，只好跪地求饶，可是伴随着她凄楚衰鸣的，竟是几个红卫兵的哈哈大笑。等到红卫兵们扬长而去，陈长捷大哭不已，“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在监狱呆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放我出来呀！”图为被俘时的陈长捷。
陈长捷之死，给邱行湘以沉重的打击，也给了他明显提示。于是，邱行湘先让妻子张玉珍把五岁的宝贝儿子邱晓辉带回娘家，再请潥阳老家两个身材魁梧的亲戚来南京暂住，所以，此时此刻，当红卫兵破门而入，冲进屋内的时候，邱行湘索性主动迎上前去，双方稍有僵持，红卫兵看见客厅坐着两个彪形大汉，不得不后退了，虽然边退边喊“邱行湘，你着到，老子明天还要来！”邱行湘关上大门，苦苦一笑，喃喃自语说：这只是权宜之计，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一天算一天吧。图为1949年后，邱行湘（左）与张明在邱宅门前合影。
邱行湘在南京躲过一劫，在重庆江津的黄剑夫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他被红卫兵弄来游街，而且走在“地、富、反、坏、右”的前面，边走边敲脸盆，以示鸣锣开道，仍被当地的造反派视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成果。随着这种“成果”的增多，黄剑夫的罪名也加重了，起初站在东门广场台上挨斗时，脖子下面的吊牌写着“大军阀”三个字；以后武斗爆发，这里兵工厂生产的登陆艇、水陆两用坦克全被派用上了，造反派当中的两派在长江边上打了一仗。这一仗打下来没过几天，黄剑夫的吊牌上面多了三个字，“黑后台”；最终“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强加在黄剑夫的头上，使他失去了自由。图为1983年11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黄埔军校史料考察组在黄埔军校旧址留影。左四起：邱行湘、刘琦、覃异之、宋瑞珂、丁身尊、党德信。
黄剑夫被逮捕后，在县看守所里遭到连续几天的严刑拷打，直打到人事不省，奄奄一息，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才被送进县人民医院抢救。抢救无效之后，看守所军管人员通知“现行反革命”家属来医院处理后事。邱行珍来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但是知道黄剑夫走的时候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衣。现在白衬衣脏了，除了好些汗渍，还有好些血迹。邱行珍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时间跟你啰嗦！”军管人员疾言厉色道，“鉴于死者黄剑夫系现行反革命，我代表军管会，现在向你们家属宣布三条规定。第一，不准开追悼会；第二，不准戴黑纱；第三，不准哭。此规定如有违抗者，一切后果自负！”图为1987年2月16日，全国政协文史委军事组成员黄维（左三）、文强（左二）等与美国陆军指挥学院研究员鲍嘉礼博士（左四）等座谈淮海战役历史，这是座谈后的合影。
在北京的沉醉也正被两件事情弄得很郁闷，甚至很惶恐：一件事关杜雪洁。他与这位新婚妻子刚刚度完蜜月，杜雪洁在医院上班时候遭到同事以及领导的抱怨，同事说，你嫁给沉醉不要紧，我们全院的护士都成了“特务婆”；领导说，拜托你换一家医院工作吧，我院是全区十多年红旗不倒的先进单位，现在被你男人的名声抹成“锅底黑”了！杜雪洁回到家里，向沉醉哭诉了发生在医院的一切，沉醉欲哭无泪，气得牙齿格格作响，“我一人犯法一人当，关你什么事？走，我们找你的领导去！”图为晚年黄维（左）和邱行湘健步如飞。
诚然，沉醉有自知之见，带着老婆去医院之前，他先去找了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领导，该领导亲自陪同沉醉夫妇找到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向对方重申了的党的统战政策，以及有悖这项政策所必须承担的领导责任之后，对方同意杜雪洁继续留在本院工作，并且愿意对那些思想不通的护士们进行教育与帮助。“不过，我们有言在先”，医院领导最后强调指出，“护士们憎恨特务的阶级立场是没有错的，不仅没有错，而且值得表扬，所以，今后如果有人对杜雪洁说三道四，冷嘲热讽，我们将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图为1984年5月19日，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政协礼堂召开辽沈战役历史座谈会，与会者在研讨战役地图。参加者有：党德信、郑庭笈、郭汝瑰、郑洞国、许庚扬、史说、刘琦、陈修和、文强、张伯权、何宝松、高德昌。
另一件事关沈美娟。她从长沙转学到北京，转眼间就高中毕业了，由于平日学习刻苦，成绩优良，高考也发挥正常，考得不错，沉醉满以为女儿可以如愿以偿，考上清华大学。可是，事与愿违，沈美娟连普通的院校也没有考上。没死心的沉醉跑到北京市招生办公室，询问女儿落榜的原因。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阴沉着脸回应“招生工作是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今年如此，明年亦然。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你还有什么事吗？”图为1959年9月17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等，实行特赦。12月4日，首批33名战犯获得特赦。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宣布特赦杜聿明等10名国民党战犯。
回来家里，他只有心如刀绞地对女儿说，“对不起了，爸爸不该把你带到这个世界里来。”沈美娟不再哭泣，反而安慰父亲说，“我们班上没有考取大学的同学大部分都分配了工作，我也快了吧，反正我要求不高，不管什么工作我都可以接受。”依然事与愿违，当沈美娟的全部同学，包括几个右派、资本家子女都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时，她却不在分配之列，沈美娟找到街道办事处主任，用试样的口吻询问在发放就业登记表时，是否把她的家庭地址弄错了，主任回答说“是你投胎投错了，国民党战犯，大特务、刽子手，这样的家庭出身，听起来都吓人。”图为1983年5月，宋希濂（中）、汪东林（右）、邹士方在北京二炮招待所。
沈美娟继续询问“那，我该怎么办呢？主任行行好，给我一条活路吧。”主任想了想，“我成全你，看你这个大丫头也怪可怜的，你写份申请来，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报名去宁夏安家落户，你看行吗？”沈美娟使劲点了点头，眼眶里浮动着感激的泪水。在她想来，离开北京，离开家庭，就能够摆脱出身的不好的阴影，只要能够摆脱出身不好的阴影，上刀山、下火海，她也在所不辞。图为1983年5月，宋希濂（左）与郭汝瑰合影。
女儿就这样走了，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沉醉大病一场。大病初愈，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学习座谈会上，沉醉发言说，他对女儿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种田，实在想不通，“我女儿是无辜的，我是有罪的。我不仅对人民犯罪，而且对女儿犯罪，是我的原因把女儿逼上了这个独木桥。”沉醉话峰一转，“其实，她是有条阳光道的，我与女儿的妈妈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她妈妈提出要让女儿回趟香港，当时我怕女儿去了以后不再回来，所以没有同意，早知道情况是这样，我真不如让女儿回到香港，在那边读书，在那边发展，依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去赢得她的远大前程。”沉醉原本说的是真实话，可是如同惹火烧身一般，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了其他文史专员的批判。图为1984年，杨尚昆（左）在人大会堂接见宋希濂。
董益三首先说，“你我都是军统系统的人，我还好，干的是电台通讯，不像你过去杀了那么多人！我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要改恶从善；第二，要知恩图报。看来你两件事情都没有做到，所以一遇到孩子的事情，你的反动本质就暴露无遗了。”周振强接着说，“我补充一点，共产党赦免了我们的罪行，给了我们第二条生命，因此我们都把共产党比喻成母亲。可是沉醉你呢？你把孩子交给了党，交给了母亲，却表现出很不放心很不情愿的样子，这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么呢？”图为1987年9月9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活动后与专员合影。左起：新影编辑、新影编导木铁、沈醉、杨伯涛、溥杰、文强、杜建时、董益三、新影摄影师、文史办副主任党德信。
宋希濂最后发言，如同功德林一样，他的发言通常带有总结的性质，“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沉醉今天讲的是子女问题，实际上讲的是社会制度，大陆的社会主义看来沉醉是不满意的，他认为那是个独木桥。香港的资本主义看来沉醉是很欣赏的，他认为那是条阳光道。所以呀，阶级立场如果不发生改变，世界观的改造就是竹篮打水，全国政协特意为我们文史专员安排的学习座谈也就是形同虚设……”图为1983年6月，全国六届政协特邀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一起交谈参加会议的感想。左起：杨伯涛、方靖、郑庭笈、董益三、罗厉戎。
“我说两句，我说两句！”沉醉打断宋希濂的发言，气喘吁吁地说，“啥子罪名我都可以承受，唯独破坏学习座谈的后果我担当不起。这样好不好，针对我刚才的发言，我现在作出公开检讨：孩子离开身边固然是痛苦的，但自己不能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共产党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能为孩子的事这样反感抵触呢？特别不应该的是，我想把孩子送到香港那样的地方，这说明我过去一再表示的要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是不坚定的，那么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图为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获赦后，他们赴延安参观时在宝塔山前的合影。
随着社会气氛的变化，文史专员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这日所有的文史专员都接到紧急开会的通知，人刚到齐，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大门“咣当”一声被踢开了，鱼贯而入的十几人，他们都认识，走在前面的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一位战功赫赫的领导，风度翩翩的学者，可是，此间他面朝众人，深度弯腰，头上戴着纸糊的尖尖帽，脖子上挂着写有他名字的木牌，名字上打着一把叉；站在他两侧的人，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食堂员工，领头的那位，是往日接送他们的汽车司机。图为全国政协第一批文史资料专员溥仪（前右三）、杜聿明（前右二）、宋希濂（后左三）、王耀武（前左一）、周振强（后左一）、杨伯涛（后左二）、郑庭笈（后右二）。
司机发话说，“大家听好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不是当家的，你们也没有资格当家，但是你们是革命群众，可以和政协机关的全体职工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斗争！”司机又说“今天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最大的走资派押到这里来，就是发动大家检举、揭发、批判他，把他斗臭、斗倒、斗垮。”图为1975年10月，黄维被特赦后即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文史专员们先还面面相觑，窃窃私语，听到那位司机一声大吼“谁发言”之后，反倒双唇紧闭，呆若木鸡。往日宁谧的办公室，此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味。而正在此时，已经关上的办公室大门，又被人“咣当”一声踢开了。进来的十几个人，依然是政协机关的干部与职工。和前十几个人属于两个不同称谓的“造反派”组织，前者名叫“东方红”，后者名叫“全无敌”。图为1978年，溥杰、郑洞国等视察北京市红星机械化养鸡场。
“全无敌”的领头是机关后勤部门的副科长，他气势汹汹撵走了“东方红”，俘虏了“走资派”，然后发话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坏右一样，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会基础，所以必须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专政的手段，这个副科长显然有备而来，“现在我宣布，从即日起，解散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解散文史专员办公室！你们这些所谓的文史专员们，从明天开始，停止办公，停止学习，无论老弱病残，一律参加劳动。听明白了吗？”图为溥仪认真阅读刘少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
无人回答。这些经历得太多的文史专员们，似乎在淫威的逼迫下反而满不在乎，只有信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郑庭笈，用他那难懂的海南话慢吞吞地说“听明白了，但是没有搞明白。”“什么意思？”副科长目露凶光，郑庭笈不卑不亢，“我们愿意劳动，只是不晓得在哪里劳动？”站在副科长身边那位女士想必也是“全无敌”领导成员，她用尖厉的声音回答说，“已经安排好了，你们自愿报名，要么在政协大院打扫厕所，清洁门窗，要么去西安门低压电器厂，为新建设的车间平地基。”副科长环视一周，最后命令道，“我们现在贴封条，你们立刻滚出去！”图为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恩来、陈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特赦战犯及其家属。
被“造反派”赶出办公室的文史专员们并没有走远，他们依依不舍地站在附近的过道上，望着那扇被封条封得严严实实的大门，有的扼腕叹息，有的潸然泪下。郑庭笈问杨泊涛，“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文史专员办公室，都是周总理亲自建议成立的，怎么现在说解散就解散了呢？”杨伯涛没有回答，只是谈谈地说了一句，“解散就解散吧。反正就是打扫厕所，我也不会回到政协大院打扫了！”图为李宗仁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
凭着杨伯涛这句话，明知平地基是个重体力活，当场就有杜聿明、郑庭笈、宋希濂、周振强、康泽和沉醉等人报名要去西安门低压电器厂劳动，愿意留在机关大院当清洁工的，只有年近八旬的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王陵基是位有着上将军衔的老军阀，昔日生活起居，自有姨太太伺候，所以在功德林当他第一次漱口挤牙膏时，由于用力过猛，挤出的牙膏长达一尺，现在打扫厕所，虽体力可支，但笨手笨脚，以致被“造反派”抽了一皮带。这自然是后话。图为1983年7月24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辽沈战役考察组在锦州考察。左三为军事组组长刘琦，左二为文强、左四为党德信。
郑庭笈象在文史办公室上班那样，每日准时从东安门赶到西安门工地。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连续好几天，当他刚刚拿起铁镐，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已经在工地上挥汗如雨了。郑庭笈不甘落后，这天他特意早起，匆匆赶去，工地上果然空无一人。稍有片刻，有人来了，来人不是文史专员，却是低压电器厂的“造反派”们。领头的那位站到郑庭笈跟前，劈头盖脑地怒斥道“你想在这里逃避阶级斗争吗？呸！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告诉你，这里不是你们的避风港，不是你们的防空洞，你现就给我滚，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图为1984年10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梅兰芳诞生九十周年纪念演出”上，美籍华人贾丽妮女士与袁世海同台演出《霸王别姬》，演出结束后，郑洞国和黄维走上台去，向她祝贺演出成功。左一许姬传，左二俞振飞，左三贾丽妮，左五郑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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