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已故中共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评价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并赞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2008年2月29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称赞周在文革中“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尽管在文革中有这样的十分出色的表现，但是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只是一个弱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国大陆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而且在周恩来死后，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这些细节都从侧面反映出周恩来的一生也是充满悲剧的一生。
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的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两封分别给毛泽东和张玉凤的信“主席：问候主席，您好！（汇报病况）……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图为图为1970年夏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毛泽东在建国后用各种手段残暴排斥异己，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亲密战友，发动文革，造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浩劫，作为曾经是中共领导核心的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周恩来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
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1980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周恩来到底在文革中讲了哪些“违心的话”呢？
关于刘少奇。“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周恩来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图为1964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文革后，刘少奇的形象从照片中被删除。
“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蒯大富同志，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轻看了他们的作用，不能否定当时王光美对他们的压力。当时我很清楚嘛！当时他受了很大的压力，禁闭，迫使他们进行绝食。因为当时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正在开着，那时候我奉命去谈话，代表毛主席的声音去解放他们。当时他们是受压迫的一伙人。”图为1966年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大厅外合影，照片中三人都露出了笑脸，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望着周恩来，而周恩来正在大笑。事实上，在这次拍摄前，党内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成定局，或许这就是刘、邓两人选择坐在中央大厅之外的原因。
关于朱德。“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1966年5月2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1966年5月2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贺龙。“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管，我和他讲一讲，我一定抽时间。”（1967年8月2日，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关于贺龙问题的讲话）图为1959年10月，贺龙与周恩来一起在第一届全运会上给团体操颁发奖杯。
关于叶剑英。“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
“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
关于聂荣臻。“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图为1956年5月，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在会议期间和科学家交谈。
“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图为1963年6月14日，宋庆龄参加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五周年（1938----1963）纪念活动。右起：康克清、傅连暲、董必武、朱德、何香凝、周恩来、邓颖超、宋庆龄、陈毅、聂荣臻、廖梦醒。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象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图为1958年9月，聂荣臻在中国科协“一大”作报告。
“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3，9·10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
“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副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副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副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图为贺龙、聂荣臻、李达等人接见防空军战役集训干部。
关于徐向前。“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副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副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图为1966年11月13日，徐向前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并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乱冲军事机关。
“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图为1966年11月29日，周恩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的全军院校红卫兵。
关于杨成武。“同志们，刚才林副主席宣布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的事件，这不是偶然的。根据刚才林副主席已经作了具体的指示，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具体的事实不再多作解释，这里头有一点，就是说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所以这种卑鄙的活动，使我们听到后（最近才知道）极其愤慨！”图为1965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杨成武在中南海怀仁堂谈话。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图为1963年国庆节，杨成武、陈丕显、童小鹏、刘亚楼（从右至左）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你们看，刚才说过的，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吗？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我相信跟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只要一旦觉悟过来，那就和他们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就会回到我们队伍里来。”图为1965年杨成武全家合影。
关于谭震林。“工人阶级初步地起来了，领导夺走资派的权的斗争，但是不那么容易。因此，走资派的代表，在中央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震林为代表的就煽起了一个“二月逆流”。因为当时除了工厂以外，连机关群众都起来要夺权。谭震林就布置假夺权。对中央进行反革命指责。首先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也就是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谭震林就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当然，同他的思想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些人，但这种思想以谭震林为代表。”图为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李富春（从右至左），接见农业、财贸会议的代表。
关于田家英。“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图为毛泽东1954年在杭州。左起田家英、陈伯达、毛泽东、周泽昭、罗光禄。
关于瞿秋白。“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亦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应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1966年8月30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图为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遗骨安葬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
“我是经过五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1921-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1949到现在。五个阶段都经历过不少事情，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象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象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象李大钊；也有象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象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住在苏联，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是前仆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是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1967年2月1日在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图为1955年6月18日，叶圣陶、许广平、董必武、周恩来、康生、彭真、陆定一、周建人（从左至右）向瞿秋白致哀。
“我建议注意调查研究。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这些材料就值得了。”（1967年2月8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图为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冒雨参加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这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掌握了组织部二十多年，他们在表面上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此，我们对自首的叛徒就严格了。”（1967年3月21日在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关于周扬。“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象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图为文革期间批斗周扬。
“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就讲了三条：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个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讲话以后，在同一个时期，天津刘邓陶死党和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图为文革期间批斗周扬。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些人。”图为1979年10月12日，叶圣陶、夏衍、周扬（左起）胸前佩戴着白花，情态肃然，在北京参加某场追悼会。“文革”结束不久，很多在此劫难中故去的文艺界人士得到平反，因此各地多有补开追悼会。
关于遇罗克。“此人不杀，杀谁？”图为1963年春节，遇罗克全家合影。文革中英勇牺牲的北京青年遇罗克，以《出身论》一文挑战毛式阶级斗争理论，影响遍及全国。1970年终于在周恩来指示下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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