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指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近代汉语的上限学界的观点相去较远，最早的定为公元五世纪的六朝，最晚的定为十三世纪的宋末元初，前后相差八百多年。这其实分别代表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多元分裂发展）与成熟阶段（出现统一帝国）。但是无论如何定义，近代汉语都显而易见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语言”，不同于古代汉语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语言；正如唐人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不同于汉人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居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汉语以元大都、明南京、北京等首都地区的官方用语为代表，从明代至1940年代，现代标准语称为官话。有时也称以现代标准语为代表的北方话为官话，它是现代官话方言的前身。1949年以后，官话改称“普通话”，以适应中国大陆作为苏联殖民地和卫星国的新身份。
（一）
对于近代汉语上下限的划分诸家有三点相同的认识：
1、大家都同意使用“近代汉语”这个称呼。
2、都同意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独立阶段。
3、诸家对近代汉语上下限的划分有迟早不一的参差情形。若将不整齐的部分暂时切除，则南宋、元代、明代和清代前半期是大家基本能够同意的近代汉语时期。
近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而来的。与古代汉语相比，近代汉语在词汇、语法、语音等多个方面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这个阶段产生了大量的新的词语。同时，古代汉语里的许多词语，在近代汉语里具有了新的意义。（从词语的内部结构来看，双音词、多音词的数量大大增加，出现了多种具有固定形式和能产性质的多音词语结构。）
近代汉语语法也很有特点，如前缀、后缀的使用比较频繁，常见的前缀有“阿”（阿谁、阿你），兀，老，打，所，有，等等；常见的词尾有“子”，儿，头，地，当，自，来，生，家，行，等等。
在语法方面，近代汉语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句型，如：（难道……不成？）（连……也？）（动词+教+补语）（表祈使）（被动者置于动词之后）（被动式、处置式混合句型）（处置式与结果补语混合）等。
新词新义的大量出现，双音、多音词语的比例大大提高，多种新的句型频繁使用，使汉语反映概念更加精确，表达思想有了更多的形式。
语言的纵向研究不仅常常牵涉到近代汉语，而且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也往往正在于近代汉语。纯粹的复数标记“们”产生于近代汉语阶段（唐代写作“弭”、“伟”，宋代写作“们”），一直沿用到现代。
（二）
狭义的近代汉语主要以唐代以下、清代以前的实际语言为研究对象，其历史时段介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近代汉语的研究著作很少，这对近代汉语乃至汉语史的研究和教学，对向广大读者普及近代汉语知识，都造成了障碍和困难。毫无疑问，撰写《近代汉语概论》一类著作，是一项不容迟缓的工作。
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一样，近代汉语是一门独立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这门学科在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之后，投入的人力也较少，所以迄今为止，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文革”之后，近代汉语逐渐引起重视，研究者的队伍也逐渐扩大。目前该学科的研究状况是：某些领域、某些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已取得了一大批成熟的重要的成果或者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但仍然存在大量的空白区，须要探讨的问题可以说所在皆是，学科内部各领域的研究进展也不平衡。
吕叔湘在他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年）一书的序中提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在为刘坚《近代汉语读本》（1985年）写的序中，吕又说把五四运动定为现代汉语开始的时期是合理的。
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近代汉语讨论会上，胡明扬在提交给会议的《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一文中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其他到会的研究者在讨论中，也提出了另外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
（三）
上述诸家对于近代汉语上下限的划分虽不很一致，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一些相同的认识：
首先，大家都同意使用“近代汉语”个称呼。虽然术语的问题是非本质的，但是一门学科的确立，研究者们使用一致的称呼毕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以前指称这个历史时期的汉语没有统一、明确的术语而任意使用“古白话”、“早期白话”或“中古、近古口语”等多种名称的情况，也有利于经过讨论，确定“近代汉语”这个重要术语的科学含意。
其次，大家都同意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独立的阶段。以前的许多古代汉语论著和教科书，在它们的论述、举例或选注作品篇目时，都有意无意地把古代汉语研究范围的下限放在清代末期，以与一般认为自五四时期开始的现代汉语相衔接。
有不少著作认为，近代汉语只是古代汉语内部的、与文言相并列的白话系统。其实，这是不对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为了迎合“五四”以来的学阀们自称发起了“白话文学革命”的荒谬宣传。
体现近代汉语实际语音的韵书，早在宋代就有《皇极经世书》、元代就有《中原音韵》、《中原雅音》，明代就有《韵略易通》等书。绝非胡适、陈独秀等人可以抹杀的。
（四）
用拼音文字给汉语注音的材料，如八思巴字的《蒙古字韵》、《蒙古韵略》，谚文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拉丁字母的《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等，更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新事物。
近代汉语所处的历史时期，很多方言已经和通用语平行发展，但由于文献资料严重不足，无法组织成完整的系统。相关的资料有作韵文时以乡音入韵，以及文献中对方言的零星记载，如《朱子语类》中对闽语的评论等等。因此，对近代汉语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通用语进行的，下文称近代汉语如无特别指明均指通用语。
近代汉语的语音称作近代音或近古音。近代音往往特指以北方中原话为基础的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因此又叫北音。
近代汉语的语音相比中古汉语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语音系统的格局，重要的音变有全浊音和入声的消失。
元代时，近代音的基础已经形成。元代以后，近代音虽有所发展，但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中原音韵》所包含的音系大体上反映了近代音的面貌。
（五）
根据对《皇极经世书》声音图的分析，宋初汴洛音中的浊塞音和浊擦音已经清化。浊擦音直接变成对应的清擦音；浊塞音根据声调的不同，平声变成送气清音，仄声（只包括去声和入声，因为上声的全浊字已经变成去声）变成不送气清音。中古汉语三组对立的格局被打破了，变成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中古知组并入照组等。同时中古汉语的微母从鼻音m变成擦音v。
到了明朝声母进一步化简，合并了的知组和照组又并入庄组，至此只剩下两组咝声的对立。
到了清朝，由于北京话里的齿龈音也发生腭化，导致尖音并入团音，最终形成了现代普通话的声母格局。但是在一些官话方言里，至今保持着尖团音的对立。
近代汉语继承了中古汉语的介音系统，有i和u介音，同时派生出介音y，此音大多来自中古合口三四等字。因此从中古两呼四等的格局变成四呼的格局。因为声母和韵母的相互作用，有些字的介音发生了变化，典型的如唇齿音和卷舌音声母的字由有介音变成无介音，韵腹为o的字衍生出介音u，开口二等牙喉音字和三四等合流带介音i等。
在韵尾方面，中古汉语的塞音韵尾-t、-k从宋代就开始消失，《皇极经世书》里已经把这些字和元音结尾的阴声字相配，说明当时-t、-k已经弱化成喉塞音，但还保持着-p韵尾。
到了元代的《中原音韵》就取消了入声的类别，把所有中古以-p、-t、-k结尾的字全部归入阴声韵里。塞音韵尾至此完全消失，中古塞音和鼻音韵尾相配的格局完全改变了，变成只有元音和鼻音韵尾。但是，表现为喉塞音的入声仍然存在于一些现代官话方言如江淮官话里，也存在于一些非官话方言如晋语、吴语里；完整的-p、-t、-k韵尾也仍然存在于粤语、客家话、赣语、闽语等南方方言里。
到了明代，中古的鼻音韵尾-m也合并到-n里，形成官话-i、-u、-n、-?四个韵尾的格局，持续至今。
（六）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后期（元明清），汉语的声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裂变，官话的裂变程度较小，只有中古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分成阴阳两调，声母原来是浊辅音的变成阳平调，声母是清辅音的变成阴平调。但是现代官话方言也有平声也不分裂的，也有去声也分裂成两调的。
在《中原音韵》里，入声没有自成一调，而是分成四部分归入其他四调。但在《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的拉丁字母拼写中，有五种声调符号，入声单独用一种符号标写。这表明在有些方言里，入声的塞音韵尾脱落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独立的声调存在，就像现代一些湘语方言一样。现代普通话正如《中原音韵》，入声派入其他声调，一共有四个声调，但具体一个字归入何调，也和《中原音韵》有出入。同时也有一些官话方言把入声并入某一个声调，如西南官话把入声并入阳平。
（七）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又是诸多文化内容的重要表现形式。许多佛教词语进入近代汉语，反映了外国文化和宗教文化对汉语的影响。诸如“方便”、“因缘”、“投机”、“叫化”、“信心”、“火坑”、“一尘不染”、“五体投地”、“不可思议”、“借花献佛”等。
“俺”表排除式，“咱”表包括式，汉语中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是在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元明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上述特殊判断句式，是受到佛经语言以及其他佛教典籍、佛教文学作品语言的影响。就表层来看，是两种或多种民族语言的相互影响，但其深层，却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长期交流与融汇的结果。
近代汉语----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语言，所创造的文学作品非常丰富，有很多用口语或接近口语书写的韵文和散文来写成：
韵文有元曲、南戏戏本等；散文有宋评话、明清小说等。
杂剧有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南戏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
评话有无名氏的《三国志平话》、无名氏的《五代史平话》；小说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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