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襄助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毛泽东的遗孀、侄儿都送进了监狱，从而登上了“英明领袖”的宝座。但是在宝座上刚刚坐了四年就被“请”了下来，而且其中后面两年基本上是在不断的“挨批评”、“做检讨”、“认错”之中度过的。作为政坛上的初段新秀，华国锋被超一流的大师毛泽东选为“接班人”，在毛泽东撒手以后打败了业余水平的“四人帮”，然后又败在八段（也许是九段）高手邓小平的手下，其间自有其必然性。然而，将近三十年之后，局外人再来从新复盘，当中也有一些可资谈助之处，诸如这里可以少输几子，那里可以多纠缠一下。（文字来源：《事后诸葛说老华》，作者欧阳龙门）
（一）华国锋能不能不粉碎“四人帮”？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中共，其发展有两个可比的参照：一个是苏共，一个是国民党。在毛泽东过世的时候，苏共已经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三次换代，国民党也经历了孙中山和蒋介石两次换代。
这五例换代的过程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蒋经国模式”，基本上和中国封建社会帝王的父子传承类似；二是“勃列日涅夫模式”，基本上属于“宫廷政变”；另外三例属于“竞争模式”，群雄竞争角逐，经过几年的时间，产生出新的领袖。按理说中共当时也该走“竞争模式”的，但是，华国锋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捕了“四人帮”，采取了“勃列日涅夫模式”。
现在回头来看：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个人，江青但凡能在其中拉上一个，“四人帮”就不会那么快被“一举粉碎”。拉住了华国锋，汪东兴就不敢轻举妄动。拉住了汪东兴，华国锋想动也无从下手。那么危急状态就能够过渡到群雄并立的状态，进行下一轮的角逐，再来确定输赢。事实上，业余水平的江青不但没有拉拢这两个人，反而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打击，逼得这两个人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与叶剑英成为一股，合力端掉了“四人帮”。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三个人合在一起，硬是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毛主席的遗愿”，让江青哭笑不得，百口莫辩。
基于这一点，可以说在政坛上“四人帮”只是业余水平。在当时的情况下，华国锋和“四人帮”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预期后果呢？“四人帮”可以拥戴华国锋，至少要给华国锋一种不会马上被打倒的安全感，然后进入角逐期，再决胜负。“四人帮”当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咄咄逼人，大谈“要打倒还在走的‘走资派’”，“要和还在台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作斗争”，让华国锋感觉到这是在指自己。
“四人帮”也可以拉拢汪东兴，或者稳住局面，或者抓捕反对者。“四人帮”当时也没有这样做，从后来看到的材料发现，“四人帮”与汪东兴多年结怨甚深，根本没有合伙的可能，“四人帮”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实质性努力。“四人帮”若上台，拿掉汪东兴是早晚的事情。这一点“四人帮”和汪东兴都明白。“四人帮”的预期后果是以党内斗争的方式，排开华国锋，自己上台，成为主导。至于华国锋，或去或留、或批判或打倒，下一步再说。
华国锋的选择有：或者将主席位置让给江青，或者将总理位置让给张春桥，或者两个都让，自己做个过渡，就像国民党的严家淦。这也许是毛泽东的本意，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华国锋完全未作此想。华国锋也可以无所作为，与“四人帮”和平共处。但是，以华国锋当时的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华国锋看来，要么被“四人帮”打倒，要么给“四人帮”做走卒、当过渡。这都不是所愿。于是华国锋不能不考虑怎样对付“四人帮”。
事后诸葛亮认为：“四人帮”如果上台，华国锋最坏的结局是作为“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被打倒，其结果类似于刘少奇、彭德怀，最后有可能屈死狱中。这种可能性最大。其次是作为过渡，让权与“四人帮”，做个傀儡、走卒。但是一来是华国锋不愿意，二来即便华国锋愿意，还得看“四人帮”同意不同意。最好的情况是以路线错误下台，留在党内作反面教员，最后淡出政治舞台，类同于后来在邓小平时代的真正结局。但是以当时中共党内斗争的政治生态环境看，这也是很不可能的。一旦到了华国锋那个位置，下台的途径必然是“打倒”，根本没有“辞职”、“退休”之说。刘少奇想回家种地，毛泽东让他走吗？
在这种形势下，不论是华国锋去拉汪东兴，还是汪东兴来找华国锋，两人都是一拍即合。于是抓捕“四人帮”的可行性和技术问题都解决了。接下来是抓捕以后如何稳定局面，这就有赖于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党内元老了。这些人和“四人帮”早就是生死对头，岂有不乐意的？即使是没有华、汪的主动，这些人也在打主意，只是时机问题。加之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使这些人看到了民心的向背，更壮了胆。届时连华国锋一起端掉也未可知呢。至此，万事俱备，又有东风。
事后诸葛亮复盘的结论是：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是明智之举，是必然之势，并非意外。“四人帮”的败局也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毛泽东、“四人帮”十年的苦心经营，居然一朝倾覆，没有半点挣扎，没有打响一枪。毛泽东长久希望的“中央若出修正主义，地方应该造反”不仅完全落空，而且居然没有一点有影响的回响。失败不说，连作烈士壮烈牺牲的机会都没有，其不悲哉！
（二）华国锋能不能不搞“两个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还是走了几招好棋的。首先是没有流血就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上海，完成了过渡。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于粉碎“四人帮”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程度，都超出了华、叶原先的预期。政治上最为成功的、同时也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莫过于将粉碎“四人帮”说成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将“四人帮”说成是“反毛主席”、“迫害红太阳”，而将华国锋说成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内的角逐也很激烈，据说当时戴季陶给蒋介石出的主意就是“争正统”三个字。蒋介石就是凭着这三个字的策略登上了宝座的。斯大林当时也是这种策略，利用一切手段，隐瞒了列宁对自己的真实评价，把自己说成是列宁选定的继承人，软禁了列宁的遗孀，击败了对手，建立起自己独裁的一统天下。而且还硬说这才是列宁的遗愿。华国锋也是这套办法，什么“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什么“照过去方针办”，什么“毛主席为咱选舵手”。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不搞这些就没有办法在思想上、在法理上击败“四人帮”，站住脚。但是，华国锋把这一套把戏推而广之，搞起了“两个凡是”。说华国锋是“初段新秀”，是因为不是“新秀”，也不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不是“新秀”，也不能把“四人帮”打个片甲不留，而且还要让“四人帮”背上“迫害毛主席”的罪名，让众人都认为“是毛主席让我抓江青的”。当时要在思想上击败“四人帮”必须是“争正统”。
但是初段毕竟是初段，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看不到世界的潮流、人心的所向，他看不到下面的棋该怎么走。在这点上，他不及斯大林，不及赫鲁晓夫，不及蒋经国。没有做新一代领袖应该有的创新。当然，要让初段水平的华国锋既能玩“争正统”的把戏，又能创新，是强人所难，是不可能的。创新要有个人素质上的大智大勇，又要有恰当的权力基础和威望，这些华国锋都没有。
所以只好照着毛泽东的葫芦画瓢：一是“抓纲治国”，二是“两个凡是”。毛泽东不是说过吗，“阶级斗争是纲，其它都是目”，那么咱就照着办呗，“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了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形成了“实践派”和“凡是派”的对立，其表现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汪东兴等“凡是派”人物，拼命压制“实践派”的表述。华国锋出于自身的利益当然也属于“凡是派”。
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单纯的理论争论，任何理论的争论都导致权力结构的改组，或者理论的争论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表述，诸如“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也会成为“反党纲领”。“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凡是派”的败落而告终。接下来便是权力结构的改组。华国锋在当时并没有因此而下台，但是他执政的合法性却因此而大大地打了折扣，成为以后下台的前奏。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共在当时条件下能不能不搞“两个凡是”？事后诸葛亮认为“当然能”。“两个凡是”不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不符合当时的人心向背，说到底也不符合中共自己的理论基础。
那么，华国锋在当时条件下能不能不搞“两个凡是”？事后诸葛亮认为“不能”。因为他毕竟是个“初段”，从他自身的利益出发，他认为有了“两个凡是”才有了他在台上执政的合法性。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如何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那是要比他段位高得多的人才能明白并且实行之的。同时也要看到：华国锋虽然也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但是并没有一意孤行到底，没有采取专制手段。你也可以说他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承认了错误。从搞政治的角度来说，他虽然是“初段”总还是入了段，没有胡搅蛮缠。从作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他也还是算个“好人”。
（三）华国锋能不能不阻挡“平反浪潮”？文革期间中国是冤狱遍地，可以说每一个家庭都不可能没有在文革中没受到过打击的成员或者亲朋好友。当权派，就不用说了，绝大多数都遭到过批判斗争；黑五类，更不用说了，不论是当权派、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上台，没有不遭斗争的；保守派得势时斗争造反派；造反派得势时斗争保守派，也斗争不同组织的造反派。斗来斗去，从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一直到地方单位，每个家庭，没有被斗过的，还剩下几个人？
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哀叹道：“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毛泽东也试图作一些补救，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毛泽东也知道，要解决根本问题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他本人。没奈何，又只好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现在毛泽东死了，要求平反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可以说是形成了铺天盖地的浪潮。这个浪潮实在是不可阻挡的。胡耀邦之所以到今天还有这样多的人怀念他，与他当年力主平反冤案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华国锋能不能阻挡‘平反浪潮’”，而是“华国锋能不能不阻挡‘平反浪潮’”，因为事实上他是对平反工作起了阻挡作用的。
他当时能不能不这样做呢？华国锋当然也知道当时的中国是冤狱遍地，他自己本人也曾经是被斗争的对象。要说他完全反对平反工作，也不是事实。但是，基于“两个凡是”，他只能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邓小平、胡耀邦在那里大张旗鼓地搞平反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不表态”，是“拖”，拖过一天是一天，拖过一案是一案。但是，他又不能完全阻挡平反的潮流，那么没平反的人会怨谁？平了反的人会感激谁？平了反而且官复原职的人，会成为谁的权力基础？这些华国锋都考虑过没有？
《曹刿论战》中将“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作为“可以一战”的条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新皇帝登基，大都要搞“大赦天下”，为什么？要争取人心，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华国锋知道不知道：不仅该做，而且要赶快做，你不做别人就做了。在“平反冤案”这一点上，华国锋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惋惜。因为事后诸葛亮认为：华国锋本不是整人害人之辈，在这方面他虽然比不上胡耀邦，却与“四人帮”有本质的不同。不仅好过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这些人，而且可以好过邓小平。
华国锋本可以抢在邓小平复出之前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就算不能马上做到，也可以先许愿，后落实。该做而又能做的没有做，在华国锋所有的臭棋里面，这是最大的一招臭棋。是可以少输好几子的地方。如果华国锋当时抢在邓小平复出之前做了，或者在邓小平、胡耀邦平反冤案的时候更加积极一些，那么即使是下了台，以后怀念他的人也会多得多。
（四）华国锋能不能阻挡邓小平复出？中共中央文件指控华国锋“阻挡平反”，具体的一个例子便是阻挡邓小平复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立刻想到了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因为人人都知道，邓小平是“四人帮”的死敌。然而，华国锋提出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斗争策略的角度来看，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在局面稍微稳定以后，邓小平的复出便成为无法避免的问题了。
“既生瑜，何生亮”，而且华国锋与邓小平的水平相差还不仅仅是周瑜和诸葛亮的差别，简直可以说是刘璋与诸葛亮的差别。现在回头去看，华国锋下台，在邓小平复出之际就已为定局了。然而在当时，看到这一点的人恐怕是极少极少。邓小平的水平，在党内是人所公认的。毛泽东说过他“人才难得”，成为他后来复出的资本；周恩来说他“你比我强得多”；陶铸愿意拜他为师；贺龙与他本无渊源，只是解放初期在重庆共同工作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华国锋有可能不完全了解，但是当时决策圈中的叶剑英、李先念一定是了解的。
当时，民间舆论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是非常高的。在中央委员这一层，也有不少人为邓的复出奔走呼号，最出名的便是王震，从十月底就在公开场合为邓评功摆好。陈云虽然话不多，但总都是在关键场合提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到了政治局这一层，则是观望者多，坚决赞成和坚决反对的都少。赞成的虽然是少数，但是却是说话有分量的人，那就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尤其是叶剑英。后来的中央文件说叶、李为邓的事给华说了六、七次。最坚决反对的是汪东兴，华国锋的态度基本上是反对，但又不坚决反对，基本上还是采取“拖”的办法。随着压力一天一天增加，终于拖不下去了。
到了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汪东兴还在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已经无法正面反对了。
华国锋同志则说：“批邓”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对的，要小平同志做了检讨，才能出来工作。并且提议到下一次中央全会再解决。不反对了，但还是尽量往后拖。至此，邓小平复出已成定局，只是时间问题、还有职务恢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这时的邓小平已经在幕后发挥作用了。到了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全面复出，恢复全部职务。从此，开始了高手与初段的较量。
说邓小平是高手，这是没有争议的。那么要说他是八段还是九段则还有可商榷之处。论政治斗争，毛泽东无疑是古今中外超一流的高手，九段都不止。正如林彪所说：“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他一个人就打败了一线的所有领导，打败了全党，还让全党、全国人民帮着他欢呼。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后诸葛亮认为：如果计生前，毛泽东是九段，邓小平是八段。
又换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再怎么有远见，也只算到了生前，身后还是被别人算计了，还是被自己看中的人算计的。而邓小平则看到了发展趋势，身后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在他的预期之中。这样说来，如果再加上身后，则毛泽东、邓小平就各有千秋，都是九段。
回头还说华国锋，当邓小平复出之时，华国锋肯定是没有预料到后来的结局的，初段选手，能看到下一步棋就不错了。不仅如此，叶剑英、李先念这些六、七段也一定没有预料到后来的结局。但是，高手邓小平却开始把历史往后来的结局推动了。现在从头复盘，我们看看，华国锋有没有可能阻挡邓小平复出？怎么阻挡？这个问题事后诸葛亮多次和多人讨论过。有人提出：华国锋可以拥戴叶剑英为主席，自己做接班人，换取叶剑英同意阻挡邓小平复出。
事后诸葛亮认为此计行不通。理由是：邓小平的水平叶剑英是完全了解的，经过1975年两人合力整顿军队，在治军治国方面两人一定达成了共识。连毛泽东都说叶剑英被邓小平“招安”了。所以即使是叶坐上了第一把手，也要拉邓小平出来做总理，结果是一样的。而且，还有材料说当时华提议过让叶做第一把手，而叶表态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假若果真如此，那么叶剑英是极有自知之明的。
也有人说，让叶剑英做主席，李先念作总理，占住了位置，让邓小平去跑龙套。对此，事后诸葛亮手边也有一个材料：1976年10月20日，叶剑英、华国锋两人去李先念家，华请李出来做总理，李先念推辞说：“对于经济方面工作，我还是可干几下，对于国际斗争、国防、内务可以说是门外汉，是不能胜任的。”而且建议“还是把邓老搬出来吧”。这样看来李先念也是极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事后诸葛亮说叶、李都是六段、七段水平。
由此看来，华国锋在阻挡邓小平复出这件事情上违背了当时的民意，也使关键人物叶剑英、李先念对他有了看法，成为以后下台的因素。那么，再换个角度说，华国锋既然不能阻挡邓小平复出，那他有没有可能不阻挡？能不能痛痛快快地让邓小平复出呢？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汪东兴等人坚决反对，而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又是立过大功的，他的话也不能完全不听。同时还要搞“两个凡是”，邓小平又是毛泽东罢黜的。于是华国锋对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是又反对，又不坚决反对，又同意，又不痛痛快快地同意。这正好是他这个初段的水平，不能主导棋局面，只能被动地跟着棋局走。不遇高手呢，还可以拖，一遇高手就很快败下阵来。
（五）华国锋能不能不搞“个人崇拜”？中共当局在华国锋下台的时候肯定了他粉碎“四人帮”的功绩，同时也为他的下台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是搞“两个凡是”，二是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两个指控实际上是一回事；三是“阻挡平反”，其中阻挡邓小平复出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四是搞“个人崇拜”。“两个凡是”和“阻挡平反”，前面都说过了，现在来摆一摆搞“个人崇拜”的龙门阵。
华国锋有没有搞“个人崇拜”？当然有。当时各种大会的会场都是毛、华的画像并列，直到中共十一大都是如此。当时的报纸上确实有不少过分的吹捧，诸如“象热爱毛主席一样热爱华主席”、“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的口号，还有那些歌曲“交城的山，交城的水”，“敬爱的华主席，革命的领路人”等等。把华国锋本人的水平，和当时对他的吹捧进行比较，事后诸葛亮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在这一点也确实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华国锋答记者问，常常掉进西方记者设置的圈套之中。当时有西方记者问：“请华主席告诉我们北韩会不会侵略南韩？”华国锋立马就大大咧咧地说：“啊，我看北韩会不会侵略南韩。”华国锋还爱到处题字，字又写得不怎么样，还闹些笑话。有一次外出视察，下面人请他题字，他也欣然同意。但是写了好几次也写不好，于是把陪同视察的耿飚、陈慕华晾在一旁，自己练了半天才完事，一时传为笑谈。后来的中央文件专门说到此事。
华国锋后来辩解说，他自己也制止过“个人崇拜”，也提倡过少宣传个人，多宣传人民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但是，这种口头的制止，没有行动配合，是根本不起作用的。有时甚至成为鼓励，反而让吹捧者再加上一条“伟大的谦虚”的吹捧。好在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没有搞多久，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开始降温了。
现在我们从头来说这事，华国锋当时能不能不搞“个人崇拜”呢？当然完全能够。不过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又是情有可原的，面对突然降临的桂冠，面对那么多人貌似虔诚，而也许真是虔诚的吹捧，谁又能不飘飘然呢？把事后诸葛亮放到那个环境当中，照样犯同样的错误。话再说回来了，华国锋的这个错误，时间并不长，后果也并不严重。如果不下台呢，也就算了。要他下台呢，也就是一个极好的指控，也确实能从人格上将他矮化。
“两个凡是”是政治路线问题，从做人的角度来看还输得起。所以华国锋还可以承认错误，说：“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个人崇拜”是道德品质问题，从做人的角度来看输不起。所以华国锋怎么样也不能承认，只能辩解说：我没有搞啊，不是我搞的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人性的弱点大家都有，你我也有，就别苛求了。
（六）华国锋能不能抓住军队？在中国，要想掌握政权必须抓住军队。这一点谁都明白。高手如毛泽东、邓小平明白，初段水平的华国锋也明白。连业余水平的“四人帮”、看棋的你我都明白。但是，怎么样才能抓住军队，那就是个人的水平了。华国锋也不是没动过抓住军队的念头，也不是没有去抓军队的行动，只是没有起到作用。
在军队没有国家化、制度化的情况下，要想得到军队的支持，只能依靠个人关系。而这种个人关系不是短时间可以建立的。必须有长期的、尤其是重大事件的考验。军队讲究资历、讲究战功。不会仅仅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别人就听你的。所以尽管华国锋是军委主席，当邓小平回到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上的时候，两个人在军中的号召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高手与初段的较量中，邓小平是步步紧逼，而华国锋也并不是束手就擒。例如，1978年2月徐向前任国防部长，就是华国锋力主的。如果依邓小平的话，聂荣臻还更合适一些。就算如此，徐向前是多年目睹路线斗争、且有站错队的切肤之痛，绝对不会贸然行事。华国锋和邓小平，谁个水平高，谁个水平低，谁个有实力，谁个有胜算，这些徐向前是不会看走眼的。
邓小平一复出就开始抓军队，终于在1978年春与华国锋就“海军检阅事件”发生重大的对抗。1978年3月，海军发生重大事故，为此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政委苏振华。其实这种事情，苏振华应负的责任可大可小，邓小平之所以如此敲打苏振华是因为苏振华在“批邓”当中过分积极，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投靠华国锋之嫌疑。
苏振华不具备徐向前的眼力，此后贸然背邓投华。华为了表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表示要在近期检阅海军。苏振华为此大肆张罗，而且吹嘘华主席要他帮助“掌握军队”。罗瑞卿得知此事，立即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马上下令停止检阅。于是此事告吹。这件事的意义当然不在于检阅与否，而在于体现谁能调动军队，谁在军中说了算。正如邓小平事后当面对华国锋说的：“这是一种较量。”没说出口的潜台词是：“尽管你华国锋是军委主席，我邓小平是军委副主席，但是没有我的同意，你休想调动一兵一卒。”
华国锋在较量中的失败，使邓小平对棋局更有把握。接下来便是《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时转载。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对文章的观点表示支持，从而把“表态”的选择摆在了军队面前。6月24日《解放军报》代表军方，表明了支持的态度。
经过这次较量，不仅华国锋再也无法、无心染指军队，连他的后任胡耀邦、赵紫阳也不做此望了。再往后，1979年的对越战争邓小平完全掌制了军队的，这招棋华国锋是想也不敢想的。所以抓军队这件事，华国锋想到过，也尝试过，但是刚一伸手，就被邓小平吓得缩了回去。
（七）华国锋能不能拢住民心？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权，都不会不顾民心，都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任何一个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政权，都要把民心作为旗帜打出来。民心除了可以成为执政的合法基础以外，还可以加强统治者执政的自我信心。争取民心，常常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俯拾皆是。
华国锋和邓小平的棋局也不例外。一场文革下来，毛泽东可以说是“人心丧尽”，只是由于昔日威风尚在，人们还不敢言及毛泽东，只好指着“四人帮”这颗桑树痛骂。这时要想收拾人心并不困难，人民的期望也不会太高。华国锋作为党的主席，可以说是执黑先行，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在一些能够争取民心的举措上，邓小平力主而华国锋反对，于是失去人心，例如平反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在这些问题上，华国锋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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