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巴马总统今年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强调,他将为中产阶级奋战,克服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喜莱莉‧柯林顿如参选总统,预料也将以争取中产阶级选民的认同为竞选主轴。美国中产阶级近年普遍感受被富人和穷人两头挤压,日子不好过。两党政治人物近年来对中产阶级开出的支票兑现有限,事实上,美国中产阶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民主党传统上关注穷人福祉,共和党则较倾向富人利益;两党政治人物都宣称照顾中产阶级,但现实里,中产阶级却变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夹心饼干。1989年美国家庭中间收入(median household income)为5万1681元,2012年却降至5万1017元,23年来不升反降。40年前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61%,40年后却缩减为51%。中产阶级不但变更穷,人数也变少。
据美国税收统计,包括个人所得税、薪资税、资本利得税、产业税、销售税等在内,年收入最底层的40%民众缴付7.4%税收,中间的55%民众负担55.3%税收,收入最高的5%富人占收税收37.1%;亦即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承担大多数税赋。由于各种合法避税抵税,富人缴税有限,「股神」巴菲特曾公开说,他纳的税比他的秘书还少,而穷人基本上要缴的税非常少;这就是两党在税法妥协后,对中产阶级造成的「夹击效应」。
在社会福利方面,中产阶级也不幸加入受惠大军。从失业救济金、粮食券、母亲与婴幼儿补助计画(WIC),到学前教育辅助计画(Head start Program)等,固然构成保障低收入民众的社会安全网,但美国穷人却越来越多。2008年生活在贫穷线(poverty Line)以下的民众为13.2%,即3910万人,2012年增至15%,即4620 万人。新增的710万穷人,绝大多数是原来的中产阶级。
在最低工资方面,中产阶级也被挤压。欧巴马与自由派人士不断鼓吹调高联邦最低时薪至10.1元, 甚或更高。加州基本工资将自7月起,从八元调至九元,2016年再涨至十元。最低工资不是不能涨,问题在于涨多少才合理。重要的是, 涨完基本工资后,联邦设定的贫穷线,即发放社会福利的主要依据标准,不能也跟着调高,否则调薪就变没有意义。最低工资的「不可逆」特质,从来只往上涨,不会往下降。对中产阶级调高最低工资反而具有挤压作用,因为绝大多数私人雇主依法调高最低工资后,并不会跟着调涨中等收入员工薪资,两者收入差距变小,相对而言,中产阶级变比较穷了。如果认为靠调高最低工资就能解决贫穷问题,就像认为美国政府藉狂印钞票,就能挽救经济景气与支付国债一样,不切实际。
健保改革方面,欧记健保实施后,低收入户是最大受益者,而得不到政府补贴的中产阶级,无论新加入欧记健保或由雇主提供健保,保费都大幅上涨,医疗品质却未相对提升,中产阶级又被剥了一层皮,明显是大输家。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大学学费上,富人自然付得起高昂学费,低收入户则可获得联邦与州补助款,最担心上不起大学的反而是收入不高不低的中产阶级家庭。
无可否认,美国贫富差距日渐扩大,前1%富豪拥有20%收入,前20%人口拥有全美50%以上收入,而再后40%人口只拥有12%收入,最后的20%人口仅有3.4%收入。欧巴马政府与自由派经济学者警告,这种现象将形成经济危机与社会不安,隐然为先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作合理解释,也有意无意地制造「仇富」社会氛围。但与其仇富,制造阶级仇恨,不如增加富人税。事实上联邦最高税率自2013年起已从35%升至39.6%,追查海外帐户的肥咖条款雷厉风行,也使放弃美国籍者达新高。
不同学者对中产阶级有不同的定义,总结而论,中产阶级的指标其实门槛不高:有一分稳定工作、付得出日常生活开销、可负担得起的健康保险、供得起子女读大学、能存下一笔退休金、手上有一点闲钱可假期旅行休闲之用,如此而已。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美国经济需要中产阶级带动才能真正复甦强健。与其专注「仇富、济贫」,欧巴马政府施政优先顺序应是让中产阶级也能「富起来」,才是正本清源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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