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思想理念和机制，上不讲价值和信仰，中不讲法治与规则，下不讲长效及战略……宪政共识，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西方有位马基雅维利，其核心思想被有人称之为“政治功利主义”，有人称之为权术主义，后来干脆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已经成为政治上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代名词。中国有位韩非子，比马基雅维利早多了，提出一套法术势的政治思想体系，与马氏的思想主张有遥相呼应、异曲同工之趣。韩氏与马氏，都以思想和表述见长，自己玩的并不好。韩氏虽然对大秦统一天下颇有功劳，自己落得个被人算计而谋杀的下场。马氏在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倒台、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制之后就被贬黜搁置，50多岁郁闷成疾而死。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从权力具体运作的角度来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
回到当下中国，暂且不讲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也暂且不讲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如果将目光瞄向一些政治运行中具体的方法、手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权力运作模式”----就会发现，中国政治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思想理念和机制，都在这些模式中活灵活现地反映出来。这些模式，上不讲价值和信仰，中不讲法治与规则，下不讲长效及战略。但是，却被上上下下权力机构视为法宝，不仅发自内心地喜爱，而且有一种依赖性的惯性。真要评价这些模式的话，不得不说与历史上韩非、马基雅维利所精彩论述的权谋方法手段相比，实在逊色不少。虽然有“与时俱进”的某些时代特色，也有“实践检验”的某些特色功效，但逊色就在于：马氏以“国家繁荣强大”为出发点，韩非以皇权有效统治为出发点，而我们当下的这些模式，塞进去相当多的为官者以个人私利，乌纱帽为出发点。
这些具体的政治运作模式，虽然被充分运用，而且相当成熟、普遍，人们决不陌生，但从来上不得桌面，桌面上被高度理论化的官方话语只能看到一些被遮掩或被开光上色的蛛丝马迹。我们就勉为其难地为其“总结”一下：
１．镇制维稳模式
“维稳”已经成为一种强悍模式，“稳定压倒一切”其实就是权力的稳定压倒一切。其实，古往今来统治者都追求权力之稳固，但至少远古时期，聪明一点的统治者已经明白疏导优于防堵。但镇制型的维稳，如今却大行其道，经久不衰。这种模式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对一切“访”都高度敏感，绝对镇制。据说一定要杜绝的上访被概括为：一是“非访”，全称“非正常上访”，可是啥叫“正常上访”？没见过。二是“越访”，全称“越级上访”，要是不越级能解决问题谁愿意费劲扒拉地“穿越”、“超越”？三是“群防”，全称“群体上访”；四是“敏访”，全称“敏感时期上访”，比如节日啊、两会啊、当地重大项目进行中啊、运动会啊……真不知道是“时期”敏感还是神经敏感。对于上访有劝、堵、截、遣、送（送精神病院）、关等等手段。而且，绝不惜集中财力，集中人力，集中警力，集中精力，因为只要需要维稳就是“政治任务”，一旦什么是“政治任务”了，那就是压倒一切了，直接关系到乌纱帽了。“你上访豁出身家性命，我截访不惜血本，看谁胳膊谁是大腿！”----如此的维稳模式，将所有上访、反映情况、提出诉求、反映意见的行为全都看成刁民行为，看成对立行为、毁稳行为，其实是看成了对我权力地位的挑战行为。此模式已经内化为许多官员的思维模式、心态模式，固化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强硬模式、最高模式。
２．集中运动模式
文化大革命结束快40年了，但是“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却经常“再来一次”。运动型的政治运作模式，以各种方式演绎着。所谓集中领导、全面动员、大造声势、大肆宣染、突击检查……的做法，城市改造来一场，综合治理来一场，从重从快来一场，唱红歌来一场，文化节来一场，上个重大项目来一场，搞卫生也要来一场……。簿熙来“重庆模式”不仅可以大行其道，还可以博得包括一批学者在内的欢呼赞美。运动模式表面看声势浩大颇有成效，实际上中断、叫停常规运作，梗阻、弱化机制、法治、规则，自上而下拆东墙补西墙调动资源，为长官意志、独裁专断和爱森斯塔德所说的卡理斯玛权威填土施肥，为运动群众、形式主义添油加醋。举个例子：某省前几年搞了一场“命案必破，挂牌全破”，“恶势力不除公安局长就地免职”，声势浩大。成就使该省破案率之高和命案案发率之低达全国之首。然而，假案、冤案随之冒出来。
３．指标命令模式
千万不要轻视这种“模式”。习近平最近指出：“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可见这种模式危害之深，酿祸之重。清华教授孙立平痛切指出：“我们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政府的运作模式呢？最简单地说，就是我就要一个结果，怎么做，我不管。这个模式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恶劣的模式。你看我们现在维稳是这套，反正你这个地方不能出事儿，怎么不能出事儿，你自己想办法。计划生育是这一套，反正孩子不能生下来，至于怎么不能生下来，还问我吗？自己想办法去。包括现在日常工作的运作，我们都是这样了，前几天我碰到一位税务局长，他说我跟谁讲理去，我今年税收任务的增长就是20%，我们这破地方今年经济增长7%都到不了，但是税收增长就是20%，市政府定的硬指标，怎么去征，你自己的事儿，你想办法，你征得来征不来，征不来趁早说话，有征得来的，把这局长让给别人当就行了。”孙立平教授对如此运作模式赋予一个概念，叫做“作恶授权”，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纵恶激励”。孙立平进一步指出：“在这样一个政府的运作模式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有一个授权的过程，就是我默认甚至鼓励你用违反规则，违反法治的方式做这个事情。为了达到我的目标，你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法治的破坏，不是那种支离破碎的破坏，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和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政府的运作模式。”
４．暗箱内定模式
历史上，许多共产党干部、哪怕是高级干部，档案中很可能记载了自己毫不知情的某种“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然后在“内控”的操纵下莫名其妙地任由“命运”操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经过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等举措，内控的范围大大缩小了。但是，“内定”依然势头不减，尤其是那些越是离权力核心距离贴近的部门，内定越是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各级各类党政部门的官员、国企老总、学校校长以及各级管理者、事业单位各级负责人等等，一般都是内定的。但是，这种模式其实在各行各业上行下效，普遍开花。什么公开竞争上岗、群众评选、民意调查、舆论反映……在“内定”面前一律作废。内定由谁定？当然是上级，所以内定是人治畅通的渠道，是跑官要官、卖官鬻爵、关系后门等等恶劣现象的源泉，是公开公正透明等游戏规则的关隘。
５．等级差序模式
等级差序缩小还是扩大，等级差序之间流动还是固化，等级差序是自然分工及经济因素造成还是政治的、人为的因素造成，这些都是区别社会进步文明与落后僵化极为重要的标志。中国当下权力金字塔不仅强化了，而且已经核心化、价值化，取代了任何超越性信仰和价值体系而成为社会最强度量衡。同时，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人们之间上下流动更替越来越困难，二代三代世袭传承。问题在于，这些制度性、体制性的等级差序，时刻都在被实际的政治运作模式或扩大和强化。
比如，不同级别住房标准不同，用车档次不同，住宿星级不同，接待规格不同，住院待遇不同，特供质量不同……又比如，除了行政机构以外，企业、学校、图书馆、出版社、杂志社……甚至景点、古迹、寺庙都要按照行政级别划分，什么科级经理、处级和尚、厅级教授、省部级研究员之类的怪诞身份充塞社会方方面面，一些新闻被规定“厅局级以上领导姓名才能见报”；发表论文必须省市级以上的核心刊物”才能用来评职称，在职或退休“享受副处级待遇”，就连死后也要根据“相当于什么什么行政级别”而进驻墓地。其实，该模式的祸害与其辐射、蔓延作用是成正比的。孩子入学，学校要根据其家长级别不同而给予不同程度的关照，亲属进了医院，院方要根据其背景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待遇。至于子女前途，更是由于级别不同而不同，肥缺部门、要害部门、关系部门，往往成为拼爹优胜者的归宿。
该模式的运用还创造性地表现在社会治理中。众所周知：大批人才献身某市多年却“暂住人口”；大批教师辛勤教书却“代课教师”；大批劳苦功高的进城务工者永远“农民工”；大批企业甚至机构劳动者始终“临时工”；大批同工不同酬的工作者永远“编外人员”；大批不知到底犯罪没犯罪反正进去的人顶着“劳教人员”；大批领取执照的商户是待遇甚至法律地位不同的“个体工商”----这些人为制造和强化的等级差别，表明许多政府官员根本无意面对社会流动，根本无心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人的尊严、公民基本权利、社会公平正义等等毫无概念。整个欧洲都欧盟了，中国国内却隔阂深深、障碍重重。而所有这些等级差序与隔阂关隘，又都在为腐败提供机会、创造条件。
６．寨主钦定模式
刚刚看到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将中国政治模式概括为“开放政党”、“精英竞争”、“公共参与”。且不说这种概括是否准确，至少可以指出：郑先生是一种静态观察，也就是太不了解中国政治中动态的、具体的、经常的、实际发挥作用的“权力运作模式”。比如郑先生反复强调的“内部多元开放”，从静态的外部描述来看，似乎执政党的确吸收了各个阶层的人入党，党的结构成分很多元，然而实际运行中的一个“首长负责制”、“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挂帅”，就足以将郑先生精心描绘的“优势”抵消殆尽。“一把手”已经寨主化，党、政、法、财、人、文大权集中，一言九鼎、生杀予夺。其圈阅、表态、点头、摇头都在钦定。其实，单位、部门、地方、国企、学校……都在实际运作中实现了“权力分封”。大小决策、提拔任用、奖赏惩罚、钱款财务、职称评定、岗位调动、宣传口径……种种定夺权甚至形成了依附关系。一把手主要靠自律，于是情妇反腐、照片反腐、人肉反腐、窃贼反腐等等“反腐手段”往往更有作用，就连一些落马贪官自己都怪罪“当初权力太大”。
“寨主坐大”，时刻吞噬着、改变着权力分割，出现了“块块强大”、“条条弱化”的现象。纪委、检察、司法、统计、税收、财政、环保、引资、外贸、教育……都在地方化。而一些部门也越来越利益化、集团化、垄断化，也就是“条条向块块转化”。一位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指出：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正是这些模式，让我们距离司法独立、权力制约、法治社会渐行渐远。
本文前面提到韩非和马基雅维利，其实权谋、权术文化的丰富，西方与中国相比还是相形见绌的。打开二十四史，打开《资治通鉴》，相关内容比比皆是，汗牛充栋。只不过，当今中国权力运作的许多方法手段经验谋略更加模式化，或许对于新生代官员来说，还需要从阅历和经验教训中去心领神会，但大体上已经相当普及，相当成熟，相当深入。这里既有传统权力文化的浸淫，也有“中国左文化”的发展，不少发明专利应属毛泽东。但既然模式化，就凝聚了许多通行的惯例和潜规则，进而官场文化化、思维方式化、集体人格化。
这些具体的权力运作模式，是理念上、制度上弊端的具体体现，而且在推动与强化行政溃败、社会溃败、精神溃败中不断发挥着实际的作用。而这样的政治生活的实际机理不断地告诉我们：小打小闹的、不痛不痒的、修修补补的政改，之所以效果不彰，是因为大量的动态演化、实际裂变。一个人骨骼框架、神经系统、脏器结构的病变，往往是由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流系统所造成的。从权力运作模式的调度观察与思考，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至少使我们意识到：“宪政”的关键在于“政”。宪政的政，不仅是一个被修饰的名词，也是一个反修饰的动词。即是说：不仅“宪”修饰“政”，而且“政”修饰“宪”。宪政的“政”，作为一个动词（或动词化名词），是执政，是施政，是布政。宪政，是敬畏、遵循、依照、落实宪法基础上的权力运作。宪政共识，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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