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有曰，中国文学的任何一个分支的发展都可以在先秦找到渊源，例如先秦诗歌中有些描写山水风景的诗句，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归，雨雪霏霏”可以说是思乡的源泉，也可以说是山水的起源，但处于内容的从属地位，并未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来歌咏。
正如田园诗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典型产物，山水园诗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典型产物，例如，晋宋时期流行的净土思想，就对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诗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
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一）
所谓“净土”，在佛教是指清净国土、庄严刹土，也就是清净功德所在的庄严的处所，是相对于这个世界的有情众生所居住的“秽土”、“秽国”而言的。
净土世界里有无尽的快乐和幸福，也为世人指出了一条通向弥陀净土的捷径和往生净土的简便易行方法，吸引着众人向往。而在真正意义上把西方净土的信仰与本土思想合而为一的，则是慧远大师。“谢灵运负才傲物，慧义强正不惮，乃俱各倾倒。非其精神卓绝，至德感人，曷能若此。”谢灵运一直敬重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他的弟子，但还是不免受到慧远“净土”思想的影响。
谢灵运精熟佛理，他的诗中常用佛教典故。如《过瞿溪山饭僧》：迎旭凌绝嶝，映泫归溆浦。钻燧断山木，掩岸墐石户。结架非丹薨，藉田资宿莽。同游息心客，暖然若可睹。清霄飏浮烟，空林响法鼓。忘怀狎鸥鰷，摄生驯兕虎。望岭眷灵鸳，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
诗的前六句写诗人游山途中的所见所闻，瞿溪山僧人生活简朴又清苦，断木钻隧，泥石塞门的山居环境，烘托出去饰取素，返朴归真的佛门清净意境。中间六句，描写僧人的修行功夫和境界。“忘怀狎鸥，摄生驯兕虎”，虽用了道家典故，但都是赞美僧人慈悲为怀，有好生之德，清净自在的山林生活的。最后四句由瞿溪山而想到灵鹜山，在诗人看来，瞿溪山与佛祖当年在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讲经说法处的灵鹫山毫无二致，抒发了对佛国净土的无限向往之情。
谢灵运就是用山水诗的艺术形象来实现对宗教理论的践行，将往生净土的愿望融于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因此在诗中才会多有幽渺、清静的描写，如“白云抱幽石，绿移嵋清涟”（《过始宁墅》），“潜甄媚幽姿，飞鸿响远音”（《登池上楼》），“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鑫湖口》）之类。诗中描绘的这种境界正与佛教的“净土”没有区别。
对于净土，谢灵运首先是信奉它的教化、拯救群生的作用，其次是将它作为清英云集、同道荟萃之地。在《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里，谢灵运阐明了自己心向“净土”的原因：“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宏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颓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黄节注：“维摩经日：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
谢灵运诗中的山水终于成为诗人的精神净土，而诗中着力营造的优美胜境，以及在诗中深蕴的超绝尘世的个人之志，都由此而来。他承袭太康诗人的手法，把自然界之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并且为南朝开启了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与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二）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静观”成为玄学爱好者们的共同话语。以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成为主流，王弼在《老子注》说：“凡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非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而山川河流又成为注玄者的理想之处。东晋以后，佛教般若学承接玄学而风行，这使玄、佛合流，使得当时的名士名僧讲虚静、讲静照，并付置于行动，这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在加上其他因素的合力推动，使他们确立了审美的人生观。
谢灵运在政治斗争中遭遇挫折，故辞官归隐于会稽，沉浸在田园山水诗中，创作大量的山水诗歌。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了盛唐时期的王维、孟浩然把山水诗推向了顶峰。王维的山水诗尤重幽玄，而佛教的“静观”又成为其山水诗歌的主要源头。
山水诗所描绘的名山大川、湖光水色等，往往涂抹了作者的主观色彩，浸透着作者的情思，并留下时代的印记。
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致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晋室南渡，江南美丽的自然山水更吸引了士大夫们。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潮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合起来，引导士大夫们从自然山水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与趣味。崇尚清淡之风也带来赞美山水隽语的发达（见《世说新语》）。玄言诗中亦出现山水佳句。经过长期的多方面的酝酿，终于产生出第一位山水诗人，这就是晋末宋初的谢灵运。
谢灵运长期优游名山胜境，写有大量的山水诗。其诗语言富丽精工，喜雕琢，追求形似。诗的结构往往是纪游式，末后总留有玄言诗的尾巴。他的诗往往是有句无篇，带有意识流的特点。稍举一些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写园林；“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之写秋；“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之写冬；“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之写暮色；“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之写春景。这些精美的诗句，如一幅幅精致的山水画。谢灵运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
随后，南齐诗人谢眺也写了一些清新流丽的山水诗篇，有些佳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南朝梁代诗人何逊也有些写景名句：“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但他们的诗作都存在有句无篇的毛病。
（三）
山水诗到王维和孟浩然这里达到一个顶峰。国之重诗，民之爱诗，成为时代的潮流，魏晋南北朝的韵书和南北文风的综合已经水到渠成。这些都为山水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人王士祯（渔洋）论诗“独以神韵为宗”（《清史稿》卷266），标举“神韵”，作为其诗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无论是否明确地使用这个概念，渔洋处处是以“神韵天然”作为评诗的价值尺度的。以他的“神韵”说来衡量诗史，最为符合渔洋审美理想的就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的创作风格。在渔洋诗论中，对王维、孟浩然等人创作，非常推崇。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王士祯的“神韵”说与禅学有十分深刻的联系。从渔洋的诗论中可以看出，渔洋以禅论诗，并非是在一般的比喻层次上，而是将禅的特征内化到“神韵说”的美学内涵中去。在这点上，王渔洋比严沧浪的“以禅喻诗”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士祯在论及山水诗派诸家创作时，常常以“入禅”的独特情境来形容诗的妙谛。如他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维）裴（迪）《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香祖笔记》）这里侧重指出王维、裴迪等人的五言绝句与禅悟相关的“得意忘言之妙”。又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论旨与前语相近，都是推崇一种超越语言局限的浑化境界。渔洋还论山水诗派诸人差别说：“会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刘眘虚、韦应物祖师语，柳宗元声闻辟支语。”（《居易录》）都以佛事喻之，而论其他诗人“杜甫圣语，陈子昂真灵语，张九龄典午名士语，岑参剑仙语，韩愈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偓儿女语”等等，都不涉佛教。实际上是透露出王孟一派诗人与佛禅的内在渊源。
王士祯以“入禅”论王孟一派诗人，并且以之为“神韵”在创作上的典范，并非主观虚拟，并非凭空比附，而是从这派诗人的身世与创作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王孟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艺术风貌上，都与佛禅有客观的渊源关系。揭示其间的内在因缘，对我们了解这派诗人的艺术传统，确实是有一定裨益的。
人们所说的山水诗派，包括盛唐时期到中唐时期以山水为审美对象来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些诗人，不仅是王维、孟浩然、裴迪、常建、储光羲等主要活动于盛唐的诗人，而且也包括如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主要活动于中唐的诗人。在时间上，这些诗人往往都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沧桑变故，很难做机械的划分；在艺术上，他们的题材大致相近，手法、风格又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与禅学、禅僧有密切关系，思想观念上深受禅风的熏陶。
王维之笃于佛，染于禅，已是治文学史的学者们的常识，勿庸赘述。清人徐增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指出其诗与佛禅的关系：“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指释迦牟尼）之学，字字皆合圣教。”（《而庵说唐诗》）说王维诗“字字皆合圣教”，虽然渲染过甚，但却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
（四）
中唐山水诗人裴迪、常建、刘眘虚、綦母潜等，都与禅僧多有往还，诗风也深受禅的影响。裴迪是王维的挚友，也是他的“法侣”。所谓“法侣”，也就是禅门中的同道。裴迪现存诗二十九首，《辋川集》二十首是与王维唱和之作，其中颇多禅韵。而其余九首中，与禅寺禅僧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有《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西塔寺陆羽茶泉》等四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于禅门的向往，如“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灵境信为绝，法堂出尘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云。”（《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等等。都可以说明裴迪与禅有较深的关系。常建的诗也以富有禅意而为人知。其中最有名的是《题破山寺后禅院》，明显地表现出诗人对禅学的涵养工夫。綦母潜在这派诗人中不太惹人注意，但是他的诗作却颇能体现出山水诗派的艺术特色。綦母潜存诗只有二十六首，但与禅有直接关系、并在诗题上明确标示的，就在十首以上。如《题招隐寺绚公房》、《题灵隐寺山顶禅院》、《过融上人兰若》等。《唐才子传》评其诗：“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方外之情，正是栖心释梵、远离尘俗的情味。刘眘虚，也是山水诗派的诗人。他于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及第后曾任洛阳尉、夏县令等职，”性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交游多山僧道侣。”（《唐才子传》）一方面是与禅僧多有往来，另一方面也就使其诗“善为方外之言。”（同上）诗中如“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登庐山峰顶寺》）等句，流露出他的禅学修养。储光羲是山水诗派中较为重要的诗人，其诗中与禅僧、佛寺直接有关的有十余首，如《题辨觉精舍》、《题慎言法师故房》、《苑外至龙兴院作》、《题虬上人房》等。
号称“五言长城”的著名诗人刘长卿，人们很少把他和王孟一派诗人联在一起，实际上，就艺术上看，刘长卿正是这派诗人中的劲旅。他的诗作，更多地表现出由盛唐而入中唐的士大夫的心态。长卿诗中那种清冷幽邃的山水画面，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惊悸之后的士大夫心灵的外化。刘长卿的诗，有更深更泛的禅迹。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篇什有近三十首之多。从中也可看出，他与禅门关系之深。禅的幽趣，完全渗透于山水清晖的描写之中。如《和灵一上人新泉》、《送灵澈上人》、《游林禅师双峰寺》都是如此。
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一直被视为王孟一派的有力后进。“王、孟、韦、柳”并称，说明中唐时期韦应物和柳宗元对从陶、谢发端的山水诗艺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韦诗中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也有近三十首之多。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禅学意识是自觉的，也是很浓厚的。如诗中说“心神自安宅，烦虑顿可捐”（《赠李儋》）分明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的禅学观念在人生观中的推衍。“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是佛教十二缘起说的回响。
柳宗元对佛教的信奉，更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被贬永州之后，对于佛教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诗中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禅堂》等作，都是借禅宗的观念来使自己达于“忘机”的境地。
（五）
禅在文学中起了什么作用？佛教禅宗的“空观”对诗人艺术思维的渗透。
“空”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但要把实实在在的事物说成是虚无的，无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于是便“以幻说空”。大乘般若采用“中观”的思想方法，有无双遣，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既非真有，又非虚无的一种幻想。正如僧肇在《不真空论》所说：“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僧肇以“幻化人”为喻，说一切都非有非无，而是一种“幻化”。在哲学上，这样高雅的唯心主义对文学创造所形成的影响，便是精致的了。
王维信奉佛教，主要是禅宗，而禅宗主要是发展了大乘般若学。对于这种有无双遣的理论，王维深谙其妙，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他写道：“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幼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物方酌我于无垠之域，亦过殆矣。”王维是以这种“幻化”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一切都在有无色空之际。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在诗歌艺术思维中，便产生了空明摇曳、似有若无的审美境界。
王维的《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悦自为群，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的确可以称之为“水墨不着色画”，“淡”是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
关于孟浩然的诗作，更是以“淡”著称。明人胡应麟以“简淡”概括浩然风格，评孟诗云：“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匪远，颇觉轻扬。可取者，一味自然。”（《诗薮·内编》）如《北涧泛舟》：“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寻菊花潭主人不遇》：“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不在家。”都是冲淡的。孟的一些名作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宿建德江》等篇，都以“淡”见称。这种恬淡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佛教的文明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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