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2月25日宣布拟设置两大国家级的抗战纪念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这被视为中国官方再度愤怒反击日本的最新动作，《环球时报》引述报道声称这两个纪念日“充满对日嫌恶”。实际上，自胡锦涛时代末期，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中国正在大规模出台反制措施，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正在试图扭转邓时代所确立的“韬光养晦”战略，在对外战略上更趋于强硬。比如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与安倍内阁进行全球范围的舆论战，乃至稍早前盛传的可能借助德国反思二战令日本难堪。这被视为习近平威权主义路线的延伸。
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两份决定草案2月25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环球时报》称，中国对二战历史的记忆在最高立法机构得到重申。
报道引述德国学者霍尔特曼说，中日争端陷入僵局，而明年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此时推出这两个纪念日“恰逢其时”，这种“软力量”的展示可能比“用军舰威慑日本侵占争议岛屿有用”。
中国民间的声音抱怨当局早就应该设立这样的纪念日，《新京报》亦论证其他二战受害国，称设立国家公祭是国际惯例，还有声音则呼吁应当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公祭。鉴于此前习近平上台后推行的积极反制日本的额政策调整，相信这是中共当局表达对日反感态度的又一次动作，也是习近平个人威权主义在对外战略上的显现。
稍早前，路透社透露习近平本想在3月份访问德国时参观二战纪念地，并以此敲打不断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二战历史激怒中国的日本。尽管据称德国拒绝了中国方面的请求，但是这也反映了习本人的意图。
今年1月底曾在中共《学习时报》供职的学者邓聿文在《习近平的威权为体与亲民为用》一文中特别分析了习近平的对外政策。文章说，习的外交风格与前任有很大不同。胡锦涛时代的外交给中国人的整体感觉很憋闷，中国虽名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周边关系的处理上，一直很被动，经济实力完全没有投射到外交上。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可能与领导人自身的行事风格有关，但更多的可能是过于机械遵守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遗训，在外交上缺乏进取之心。习的外交风格则是大胆进取，敢于“亮剑”，外交上的强悍，与其处理内政时的威权行事作风是一致的。
习在外交上的强硬，是多重因素互动的结果。首先，客观而言，中国已经是一头大象，而大象是无法藏在树丛后的，它决定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不可行，何况中国还是一头不同的大象，过于强调“韬光养晦”，反会引起外界更多猜疑和警觉。其次，主观上看，中国在经济崛起后，自然也要追求和经济地位相配匹的国际地位。第三，这也是为了迎合国内民族主义的需要。中国国力的上升，国内民族主义也随之膨胀，而前任领导人的外交业绩，使中国人感觉不到这种国力的蒸蒸日上，相反，仿佛还像一百年前的晚清一样，当国人不能从外交上获得民族自豪感后，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激化国内已有的矛盾或生起新的矛盾。所以，为满足国人做个大国子民的民族情感的需要，用对外的强硬表明自己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以增加支持度和中共合法性，就是现任中共的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当然也不排除习本人所具有的强悍风格，毕竟他出身于红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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