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誉周三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最近采取的新举措表明，中国正在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规定加强流动性管理，但信用资质受益仍需时日。目前仍无法确定监管法规是否有足够力量解决中国银行业表外活动增多所引起的流动性问题，也无法确定它是否能应对当前有关坏账敞口上升影响的忧虑。另外，中国的目标是渐进性的（与巴塞尔协议一致），完全达到巴塞尔III的要求可能要等到2018年。
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银行流动性覆盖率(LCR)监管指标，即在压力情景下可覆盖现金流出的流动资产规模。目前中资银行不公布LCR，但银监会的新规要求到2018年LCR达到100%。新规还要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流动资产占全部资产总额的比例）不低于25%，存贷比仍像以前一样不超过75%。
但惠誉认为，现在还无法断定流动性监管的强化是否能解决当前银行表外敞口和债务（明确的和或有的）错配的突出问题。新规并不特别针对表外项目本身，目前也不清楚新规将如何显著减少这种活动。存贷比限制已经刺激了监管领域之外的高风险活动。因此中国有关部门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行政管理措施或监管控制。
另外，银监会推出新规的同时仍未有加快不良贷款认定速度的举措出台，而这正是中国国内流动性紧张的一个根源。正如惠誉的研究之前所强调的，“借新还旧”的做法已经限制了银行投放新贷款的能力，这个问题已日益成为一个可促使某些银行经历流动性紧张的因素。另外，对敞口（如银行间市场敞口）的重新分级也可能会加大评估流动性风险真实程度的难度。赢利能力面临的进一步压力也将加剧流动性紧张，不过这并不是最迫切的信用问题。
目前来看，银监会推出的更严格的流动性监管措施可能仍将对中国银行业的信用资质起到支持作用，因为这最终会使银行的信用敞口决策更有纪律性，改善它们的流动性状况，并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另外，更好的资产/负债管理最终会解决流动性压力问题。不过，要想取得成功，监管规定也需要瞄准关键信用问题（如银行出售理财产品的活动）。但考虑到银行对这类活动的依赖程度以及有限的透明度，这些问题仍颇具挑战。
作为后盾，中国央行握有大量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除了为缓解市场流动性过度紧张的公开市场操作之外，任何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行动也都有向系统注入可观流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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