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的反腐总思路包括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中共党内垂直监督系统，即用中央的巡视大员整治省级一把手，用省级的巡视大员整治市级一把手，再逐渐推广到用市级干部监督县处级干部。胡锦涛的“要制度管人”，功能和党内垂直监督系统一样，也是自己订制度，自己管自己、自己监督自己。胡温执政时曾颁布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文件，包括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还通过了《监督法》。其基本思路是党定制度、党管制度。问题是，在一党专制下，自己定规则，自己管规则，自己用自己定的、自己管的规则，来监督自己。这不是自编自演、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吗？
胡锦涛的党内垂直监督系统和“用制度管人”的体系运行十年，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反腐自己监督自己，胡温没走通，习李也不可能走得通。在民主国家，老百姓监督当官的，媒体监督政府，多数人监督少数人，在野党监督执政党，天经地义，名正言顺。但在中国，中共选择自己监督自己，选择少数清官监督多数贪官，使反腐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中共不准民众和媒体说话，不准党外任何政治力量行使监督权，而没有民众、自由媒体和党外力量参与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即使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反腐思路和反腐体系再完美，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不允许党外力量监督党，这是邓小平在80年代搞的有限的政治改革时定下的底线，习近平绝不会越过这条底线。在这方面，习近平远比他那具有改革思维、但被邓小平批评为“政治天真”的父亲习仲勋要“政治成熟”得多。据高新的文章“习近平已经不再像自己父亲那样‘政治天真’”透露,1985年任国家主席的习仲勋，曾短暂主导过立法工作；他委托杨尚昆就人大设立独立监督机构可行性问题试探邓小平的口风，邓小平很不高兴地问杨尚昆，习仲勋提这种问题是政治天真还是别有用心？
习近平靠共产党自己管自己，自己约束自己，既不搞党政分开，也不搞权力制衡，他的反腐根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这条“走不通的路”，其实早在40年代就被蒋经国在上海的反腐经验所证明，一党专制下，反腐根本没有解。
胡锦涛的中央巡视小组直接对中央负责，组长由中纪委和中组部的正部级干部担任，副组长由副部级干部担任，专门负责对省市党政一把手的监察。他们监督各地一把手，有生杀予夺大权。制度在他们手里，可方可扁可圆。他们修理贪腐官员，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选择时机、选择地点、选择对象、选择政治气候。他们有时游离于制度之外、凌驾于制度之上，他们手中的整人权力比其他权力，更易滋生腐败。
民间的反应则是，习李新领导班子伴随著即将到来的整党清党运动，和反腐“歼灭战”与“持久战”，或许能在抑制贪腐方面，起点作用，但却是治得了标治不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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