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问题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从2004年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聚焦“三农”。然而，在这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农村整体却停留在原始状态甚至许多农村出现衰败迹象。农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也成为本届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不同与前几任，以“改革”作为旗帜的习李搭档在青年时期“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令人有感他们对“三农”有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期待他们对“三农”有新的建树。
“底线思维”是本届政府管理方式的一大创新，被广泛用于宏观经济调控中。而在处理“三农”问题上，这一思维似乎同样适用。在去年底中共最高级别的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粮食安全的底线不松懈、耕地红线不逾越、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时不侵犯农民利益。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这里提出的四条实质上就是“底线思维”在农业问题上的延伸，目前“三农”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很大程度上与“四条底线”的摇摆密切关联，守住这四条底线，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大国敝村”的现实尴尬
“大国敝村”，这个词在一些敏感人士看来可能有些过，但这恰恰反映出目前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绝大多数农村的真实现状。
近年来，中国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加大，优惠政策不断出台，农村经济理应走向繁荣。当然，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农村城市已连成一片，城乡差距缩小；如浙江横店、江苏华西村等超级村庄。然而，这些村庄毕竟只占中国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中西部农村正陷入“空心村”状态，年轻人外出打工，主体居民是妇女、儿童、老人。
近十年来，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工农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逐步愈拉愈大。农村的生产水平已经十分低下，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在外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添砖加瓦。特别地，随着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荒芜成为普遍现象，富有体力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像中国这样，有三五亿人长期不是在居住点附近就业，而是在全国地域范围内大规模的流动，实属罕见。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其最致命的负面影响是农民自己不养猪、不种粮食，更别奢谈畜牧业、渔业、林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了。现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像石化、造纸、纺织等高污染项目，往往成为那些所谓的“富裕”村镇的经济命脉，而与之伴随的则是工业垃圾带来的重度污染，甚至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癌症村。
甚至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农村，都没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费孝通《江村经济》笔下所描绘的活泼和繁荣景象，农民的生活品质也未必能达到同等的境界。现如今的“江村”，在GDP增长上固然较之当年已经不可等量齐观，但是如果将全国十几万个农村整体联系起来看，农业发展的确未必能够达到1936年“江村”的水平。当然，这里所说的发展并非是物质层面的，而是整体的发展质量，从粮食种植、副业发展、贸易、家庭、宗族等多方面衡量下来。
虽然2004年至今，每年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但地方政府对农业问题的重视仅停留在文件里。地方官员动不动就建设国际性大都市，何来心思改善农村红利面临枯竭的问题。地方政府的不重视，对农村的投入不足，加上农民在城市的收益远高于农村，农民自然没有动力提高农村的生产水平。
2012年11月，一本叫做《中国在梁庄》的书，翔实记录下了一个村庄近30年来的变迁，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大国敝村”成为过去这么多年，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无奈现实。
“底线思维”延至农业问题
“决定一只木桶容量的，是最短的那根木板；要提高木桶的容量，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设法加高最短的木板。”----农业，正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那块短板。如何补齐农业这块短板，成为本届政府最大的难题和考验。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多次强调，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总理李克强也不遗余力的推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作为“消灭”农民（让农民过上和城里人几乎一样的生活）的突破口。习李对农业的态度显然比前几任更为强硬，不仅因为这一问题沉疴已久积重难返，更源于曾经的“下乡”经历令他们对农业有更深的了解和把握，对农民的苦难更能感同身受。从已有的资料可以发现，他们都在中国最为艰苦的地方插过队，对农村问题有着最为直观和感性的认识；随后，二人又在中国最为优秀的两所大学里系统研究过农村问题，并尝试为其开出药方。
中国的农业问题虽然复杂，但在去年底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还是让人感觉他心里还比较“有底”。千头万绪中，习近平明确提到几条：粮食安全的底线不松懈（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耕地红线不逾越、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时不侵犯农民利益。这里的四条实质上就是习近平“底线思维”在农业问题上的延伸，目前“三农”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很大程度上与“底线”的摇摆密切关联。
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未必一定是将乡村建设得特别繁荣发达，恐怕更应该为那些在城市务工、多次返乡的农民工提供体面生活的基本条件、基础保障；乡村的治理改革，更不是想方设法将农民统统赶到城市去，而是适度增加国家对农村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的扶持力度。对那些“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家乡”的务工者来说，农村就是农民体面生活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建设要强调底线思维，要特别警惕那些盲目推动土地流转、资本下乡甚至强硬地将农民“赶”到城市的短视做法。
在上述会议上，习近平对城镇化的提法少之又少----“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即使将来城镇化水平到了70%，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在他的通篇讲话中，城镇化仅被当作一个背景呈现，这难免让人生疑：城镇化夭折了吗？在李克强公布的首份施政报告中，虽把城镇化看作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动力所在，但他提出的“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说明政府并不主动打造城镇化，而是更多为农业人口的自然转移“善后”。“三个1亿人”也消除了一些人的担忧。城镇化概念提出之初，当时许多人认为，政府是要借城镇化来打造一个新的增长极，并担忧地方政府迎合中央开展大规模造城运动，加剧地方债和产能过剩风险。批评者提出，城镇化是一个工业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不是凭政府一己之力能够打造的，强扭的瓜不甜，不仅不甜，根本也就长不成。城镇化的驱动力源自农村或农业用地区域内部，农民主动寻求城镇化，而非源自外部例如政府的强力驱动或强制驱动。
现在看来，本届政府的城镇化思路显然不是“造城”，而是为城镇化“兜底”：创造公平的环境。中共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当前制约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以，必须把它作为改革的重点。要建立一种建立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惠，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体制，目的在于让农民公平地参与现代化进程，能够让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因此，局限在三农问题之内解决三农问题，确实苦无出路，应该放在整个城乡的大结构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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