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了严重打击；而今天，美国经济现正处于一段平稳运行期。五年前的3月10日，由于花旗集团（当时的股价已经跌到近1美元）等“大而不倒”的银行可能被国有化，市场弥漫着一种恐慌情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因此在当天下挫至6547.05点。而如今的美国经济，政治中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明确且冷静地阐述了国家经济即将面临的压力：虽然未来五年的财政赤字将会相对温和，但即将到来的社会老龄化，更多经济和财政压力正在五年后等着我们。
这五年的窗口期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制定和实施政策，巩固经济实力的机会。而对于美国的劳工阶层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强健经济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现有证据似乎更多地说明，美国人所迫切需要的是……更多机会。
让我们先看看民意调查。就算经济恢复期的第五个年头即将结束，民意调查显示，还是有多达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依然未能止住下滑趋势，或者表示经济并未重归正途。而最近的另一个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及对“我们的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将会比我们更高”这个判断是否有信心，只有27%的人回答说有信心。
导致民众间此般普遍不安情绪的经济因素，无非就是美国就业市场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长期以来，不少社会领袖都认为这会导致社会相对流动性减弱。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家庭来说，中低收入家庭的后代长大之后，将更难挤入更高收入阶层。不过，最近由拉吉·切蒂（RajChetty）、艾曼努尔·赛斯（EmmanuelSaez）及其他几位学者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却发现，美国的代际社会流动性在过去四十年一直相当稳定。例如，对于一个出生于最穷20%家庭中的儿童来说，不管他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或是今天，他长大之后进入更高收入阶层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虽然美国的社会相对流动性属于世界各国中的偏低水平，没有上升，但也没有下降。虽然收入水平保持向同阶层的人的看齐并不比过去变得困难，但整个阶层的绝对收入水平却随着时间推移一直在下滑（虽然这期间同阶层内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一致）。我们曾多次提到大范围且持久的收入水平下滑。事实上，从2000年到2012年，只有拥有专业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工作者收入上升，分别增长6.8%和10.3%。但这些人只占美国劳动者总人数的3.8%。
而剩余96.2%的美国劳动者并没有那么高的教育水平。从2000年开始，他们的实际收入就在逐年下降。收入下降的不止是高中肆业生（下降13.3%）、高中毕业生（下降6.0%）和大学肆业生（下降10.1%）：大学本科毕业生（下降9.1%），甚至学术型研究生（下降7.6%）的收入水平也在下降。
这些事实表明了美国当今所面临的机会创造之机。立法机构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促使实际收入和工作机会长期普遍增长，造福于美国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这一点，就是美国人所呼吁追求的“机会”之核心所在。不断下降的绝对社会流动性，和稳定的相对社会流动性，明显会对公民及社会凝聚力带来负面影响。
那么，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一“创造机会之机”？若我们手握制定政策的魔棒，那么我们将会施展三种咒法。第一，政策领袖们应该更加专注。评判政策思路的价值，应该以其创造工作机会和提高这些工作机会收入的能力为准绳。比如说，专注于创造一个支持创新和创业的大环境。第二，政策领袖应该更多地着眼于税前，而不是税后的收入水平。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无疑需要得到加强，并且在一些方面铺开。不过，这样会抵消市场力量，使得其无法在变革中一展身手。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策制定者们应具有全球思维。就像我们过去所提到的，业务遍及全球的公司，其员工收入通常都比公司业务只涉及本国内市场的同等员工要高。出口企业的工资通常都要比其他同类企业高15%。除了进出口业务之外，还涉及国际投资的跨国公司，其给员工开出的工资会更高。这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工作机会为何工资也更高？这就像我们在过去谈过的一样，全球性的参与，与创新和生产力增长有着互惠共荣的关系。因此，政策制定者们应通过贸易、投资、移民以及税务政策的自由化，鼓励跨国公司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美国国内经济的未来，将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领导人是否能抓住这次创造机会之机。但我们也要在文章结尾强调，这次创造机会的“机会”，其时间窗口不会永远打开。令人不安的人口结构和财政状况恶化正在一天天向我们靠近。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越拖一天，我们的政策关注点就更有可能被下一次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或任何一类经济冲击引向歧路。美国千万民众都期盼着这次变革之机所能为他们个人创造的经济机会。但是，所有机会窗口最终都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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