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腐败涉黑窝案只差临门一脚，其亲属尤其是长子周滨在从商后所涉种种利益黑幕被一一揭开。而在近日，邓小平主政中国时期“中共八大元老”之一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在全国两会后表示，父亲曾对子女提出严厉要求“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李家因此至今保持清誉。两家的结局相比，令人唏嘘。
而在周滨而为周永康代名词之际，官员亲属经商，尤其是周家这种“父官子商”现象也遭到社会舆论争相挞伐。因为随之出现的往往是权力滥用、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大量滋生和疯长，而且这种现象早已蔓延至整个执政团队。有分析指出，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间政治体制层面改革裹足不前，缺乏必要监管机制的后果。而且，这也成为执政党难以摘掉又不得不摘掉的“标签”。
“父官子商”被指最成功造富方式
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在两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其父在一次饭桌上对孩子们提出严厉要求“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时至今日，李家四位子女无一人下海经商。其实，李小林这一表态十分应景。近两年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腐败涉黑窝案不断发酵，其家族亲属也成为窝案中的重要一环。
尤其是毕业后即从商的周永康长子周滨，更是周案中的关键性人物。周滨的商业圈主要寄生于周永康曾主管的中石油系统，通过与吴兵、米晓东、刘汉、王乐天、戴晓明、汪俊林等商人某种方式的交接，建立起一个“隐形商业帝国”，其本人也成为解环周永康案的关键人物。有疑问指出，出生于1972年的周滨才40岁头，为何就能取得如此成就？这些同窗好友、政界名流和商业巨贾为何都愿意集结在周滨周围？自然都是因为周滨可以自豪得宣称“我爸是周永康”，而周永康早已在中石油系统培植诸多“马仔”，其本人最后甚至升任政治局常委，该职被认为有“刑不上常委”的特权。
也正是在“倒周”渐成官民共识之际，周永康与周滨所代表的“父官子商”现象亦成为舆论场声讨的对象。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政商两界早已极为普遍，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县乡村，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种案例，其共同特征就是这些子女的商业活动都十分成功。与周滨存在利益交集的刘汉为讨好前者，不惜以高价从其手中购买项目。这种商业运作便解析了这些官员子女经商无往而不胜的原因之一。
近期中国舆论场中被盛传的一则微博称，“‘父官子商’是最成功的中国模式，也是当今权贵阶层中最流行的造富方式。如果父亲不倒，子女经商都无往而不利，个个都是商界奇才。最近20年里崛起的能源、地产、金融、科技领域中的大亨们，往往都源于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下产生的企业家没有一个失败者，而同时民间创业失败的企业家每年都横尸遍野。”已成中共顽疾 高层未能幸免
事实上，自中共改革开放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官员子女率先身体力行，在各类商业活动中十分活跃。不过，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改革步伐跟不上，其中的一些人则近水楼台先得月钻了漏洞。这期间主要有三个波次：上世纪80年代在价格双轨制下，官员子女利用父母手中权力进行“官倒”；上世纪90年代在国有企业改革大潮中，他们又纷纷进入国企担任要职，或是在拆分中以低价据为己有；而在新世纪以来，他们已从最初的直接经手商业运作转入了更为隐蔽的私募基金或变身国际金融大鳄的高级顾问。
需要指出的是，官员从政、子女从商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了政治权力与金钱的“完美粘合”。家庭已经成为了犯罪的高危场所。于是，在每一天，作为官员的父母与作为商人的子女都能够进行直接的工作和业务交流。
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和直接影响，也就为权力滥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官员们不是天使，也不能指望拥有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或是都对自己的子女绝对控制能力，违法违纪行为的产生也就很难避免。
其实，官员子女经商早已是中国政商界的普遍现象，除周滨外，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江泽民之子江绵恒、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中国前总理李鹏子女李小鹏和李小琳、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与朱燕来、前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等一批人均曾涉足商界，并且都能够迅速崛起，在各自领域风生水起。另外，毛泽东嫡孙毛新宇也曾表示，“你看我们这个家族，在主席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一个也找不到！”但是实际上，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毛泽东堂弟毛远建分别为两家公司董事长和副总经理。
当然，并不能认定官员子女经商一定会涉及到违法违纪行为，这也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其父母或许也无意于为其提供任何工作范围内的帮助。而且，官员父母的经历和学识本身也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熏陶，有助于其日后的成功。也有可能是官员子女从商后，商界人士或与之有关的官员主动巴结献殷勤，聚拢在子女身边，官员甚至有可能会有意为其提供政治层面，甚至是监管和司法方面的“关照”，进行政治投机。
因此，“父官子商”现象的出现，说到底仍然是中国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有政情观察人士表示，不论当事人有意还是无意，父官子商往往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违法或违纪痕迹，说大了是一种如周永康与周滨般的违法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说小则是一种特权和不平等。当然，其对执政党的危害是权力腐败和执政危机，而对经济秩序正常运行则是一种阻碍和挑战。也有官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对此有着清醒认识，而且作出了决定和选择。例如，上文提到的李先念虽贵为“中共八老”，但禁绝子女从商，其家族因此至今享有清誉。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担任一把手之前，当时从常年在深圳陪伴习近平母亲齐心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早在2008年底，以及2011年3月份，已八十多岁高龄的齐心分别两次召集所有家庭成员开家庭会议，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必须停止所有商业利益关联的活动。一名工作人员更听到齐心说如果有任何人违背这个原则，她将亲自追究。
有分析人士认为，从政还是经商，是个人的权利，本来无所谓对错，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官员亲属从政或经商难免会有各种与权力有关的违法违纪行为相伴而生。对于许多信仰坚定或拥有抱负的官员来说，与这两个领域保持一定距离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但是人都是凡人，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实行合理有效的法律制度层面的监管、媒体舆论的监督，保证个人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能够凭自己的真本事，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借助于亲属福荫取得成功。这也是衡量中国政治制度是否真正消除特权、实现“平等”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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