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小道妹子”的微博网友3月17日发布“河南开封见到习大大”的微博后，“习近平视察河南”的消息争相登上各大网站的头条。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下，人们在高度关注习近平河南行的同时，或早已将河北阜平----这一曾与深圳“几乎齐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抛之脑后。在习近平到访后，贫穷偏僻的阜平摇身变为宝地：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各种发展项目，捐款捐物、慰问演出等亦纷至沓来，当地民众应接不暇，地方官员亦忙的不亦乐乎。但伴随着荧光灯的远去，当地轰轰烈烈的“跟风运动”趋弱，后续各项改革政策的跟进颇显乏力。
有分析称，习近平首访深圳而后奔赴国家级贫困县，此举向外界传达“先致富以及共同富裕”的寓意明显。但被赋予深层次政治含义的领导考察，却往往被地方政府简单直接的处理：在当地，不见惠及民生的政策改善，不见官场作风的转变，不见政策落实以及实绩作为，独见仅仅流于表面的各种捐助。习近平的“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嘱咐被曲解敷衍，轰轰烈烈的盲目跟风之后，民众一无所获，中共政府形象徒增形式主义之名。而梳理历届中共领导人的视察后续不难发现，“形式大于内容”的“领导走到哪儿，礼到哪儿”模式早已成为了官场常态。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到访河北阜平后引发“考察潮”，各种发展项目、捐款捐物、慰问演出等捐助政策亦接踵而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阜平一夜间摇身变为聚宝盆，这让当地民众有些应接不暇。而习近平视察期间所做客的农户唐荣斌家也一举成名。很多人慕名而来。唐荣斌介绍说，“最多时有四五拨人等”，亦曾有小学生被组织到此“游学”。而与访客同日剧增的还有唐家收到的“礼品”：据唐荣斌老伴粗略估计，那几个月送来的米、面有10多袋，足够让两个人吃上7个月。礼品除了食用油以及成箱蔬菜等，还有人送钱。此外，唐荣斌还被聘为骆驼湾村的卫生员。
在习到访后，河北省委办公厅随即派工作组进驻该村，组长是省委办公厅副厅级干部张玉奇，兼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据报道，派驻工作小组仅仅是因为“领导重视”，而非根据当地的政情，以及贫困由来已久的阜平的实际情况。张玉奇的此次进驻之才初，便从省扶贫办争取了120万元支援骆驼湾，省委办公厅也挤出50万元办公经费。而从整个阜平县来看，有17个国家部委办局送来“温暖”，有国务院扶贫办、工信部、国家旅游局、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国家气象局、国家文物局等。
有钱、有政策，贫困县阜平前景一片看好，但有分析指出，政策以及资金虽都具备，但是在跟风主义情形下到位的“东风”，是否只有“三分热度”，是否能“践行落实到实处”还有待考究。
习近平的“领导效应”所“惠及”的远不止阜平一地。2013年7月，习视察任职旧地河北正定，河北随后再修改正定县规划，要比照山西平遥、云南丽江打造旅游古城，资金规模达到300亿元。据传，早在2008年，习近平到访正定曾抛下一句“这地方跟当年差不多的样子”的话。或为对正定古迹保护的赞许，“乡愁”意味浓重。但当时随同的官员还是吓出一身冷汗。
无独有偶，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在位时也曾深得地方党政官员的追捧，胡锦涛“福泽”所至，甚至连亲手栽种的树苗、书写的粉笔字都被奉为圣物。2010年9月6日，胡锦涛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活动后，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亲自种植了一棵桂花树。由于是新移植的，因而桂花树叶子落了许多，莲花山公园不敢怠慢，给该树搭建了黑网遮阳棚，还挂瓶输营养液。深圳当局便遭受舆论嘲笑。而更早前，同年4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里氏7.1级地震后，胡锦涛前往青海玉树地震灾区视察，并到玉树藏族自治州孤儿学校看望震后复课的学校师生时。当时胡锦涛即兴在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了“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十二个字。这块黑板随即被官员送到青海省档案馆永久收藏。但是由于黑板粉笔字迹在黑板上附着力很弱，极易脱落，不能触摸、不能包裹、怕风等，属于很不耐久的字迹。如何永久保存令当地官员煞费苦心。形式化做派不言而喻。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有分析称，国家领导人的“明星效应”本无可厚非，它能自上而下，形成正向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但在中共官场中，中央政令往往被曲解变味，而地方在在落实的过程中亦多有“盲目跟风”、“形式主义”之嫌，而且即便政策得到落实，也大都是风风火火一阵子，后劲儿不足。较之习近平临幸庆丰包子铺后“主席套餐”遭民众追捧而一度脱销的民众自发追捧，官场上因追捧上级而进行的追捧，以及因上级重视而产生的重视，对增进党群关系以及取得实绩都毫无益处，形式主义的泛滥徒增中共负面影响罢了。因此，泛泛的跟风主义以及形式主义当适可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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