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均由习近平牵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三个超级机构的接连成立，执掌大权的各大机构被横向整合，颇具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渐趋式微；加之稍早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九人缩减至七人，中央政法委不再担任常委等一系列执政模式的调整，外界对“中共重回集权老路”的争论再度甚嚣尘上。另据未公开的2014年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显示，习近平数十次强调党委的重要作用，并称“围绕坚持党对政法的领导，中共正在面临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要警惕敌对势力的“颜色革命”，要牢牢握住“政法机关”这一“刀把子”。无独有偶，梳理多次高级会议，习亦将“加强党的领导”抬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
有分析称，习近平强调党委的重要作用的频度强度，即便是在重视“执政权”的中共内部，也极为罕见。而习近平三大权力机构的举措也在实际层面上强化了党的领导。习近平力除“集体领导制”弊端的用意明显。“集体领导制”作为毛泽东时代专权的“终结者”延续至胡锦涛时代演化成为“九龙治水”，继而政治局常委们各自为政，弊端处处。例如中共政法系统曾一度沦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禁脔，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可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有此前车之鉴，习近平如何完善中共顶层设计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权力整合力避“独立王国”再现
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的重要讲话每每被外界作为重要解读对象，进而求得对中国执政方向的预测。而综合梳理习近平参加的历次重大会议可得，加强党的领导都被习提到了重要高度。在2014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数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始终保持与党的高度一致，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并称：“围绕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我们正面临一场严肃政治斗争”。 各种敌对势力把中共的领导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而“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
他还将国际上因丧失对“枪杆子和刀把子”的领导权而发生乱局和政权更迭的例子予以警示称，“要警惕外部势力挖共产党墙角，推倒共产党这座大厦”。在具体的工作落实方面，习近平强调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引；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要从大局出发，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和管干部，而不是越俎代庖包办具体事务。
无独有偶，在时隔不久后召开的中纪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度强调党委在反腐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倘若习近平历次“加强党的领导”的强调尚且停留在口头务虚层面上的话，那么2014年伊始接连创办的“三大权力机构”则在实际层面上对中共高度碎片化的权力予以了横向整合。
三大小组均由习近平牵头，覆盖各大相关权力部门。领衔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深改组43名成员构成囊括了中央直属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以及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等部门；深改组人员构成不可谓不耀眼，而相较之下，重在维护“政权安全”、接管过去政法委维稳工作的国安委亦不逊色。这个工作过去由1位政治局常委独管，现改由3位政治局常委共管，中共党、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巨头全纳入；由习近平牵头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权威亦无所不在，尤其是覆盖全部媒体和新兴产业。
通过三大权力机构整合，习近平的最高政治权威得以确认。
中共破除“集体领导制”的新执政模式雏形渐显。
集体领导制弊端尽显 倒逼改革
而习的一系列举措也引发了外界质疑：按照中共政治惯例，身为常委的国家主席未必对具体事务拥有多大权力，但在深改组和国安委两大最高权利机构中，习近平皆为牵头人。这在实际上已确认他的最高政治权威，即意味着习对国家几乎所有领域的重大事务，都已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最高决策权。“习重回毛时代专权”的争论再起。
但有分析指出，习近平集权并非一种目的，而是“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化手段”。被指收权的三大机构颇具“临时性”特征，再者，时过境迁，中共现早已不具备毛时代党临政上的大环境。而在中国固有利益集团盘根交错的当下，中国需要一个强权式人物来与其抗衡力推改革。因此，对于习时代的中国重回毛时代的专权定论自不必顾虑重重，而对于习在新型的领导模式下杜绝部门主义或可乐观其成。
集体领导制度是邓小平1982年为扭转毛泽东时代专权而设的党内高层分权模式。延至胡锦涛时代，“集体领导”演变成“九龙治水”，九位政治局常委各行其是，且权力大责任小，弊端处处。各常委为政一方，中央难以调度管控，且各机构之间“互不往来”，合作受阻，效率低下，机构重叠，人员冗杂。其中最显著例证，是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统，统辖公、检、法和情治系统，掌管“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国防经费，却越维越不稳，民怨沸腾。虽漏洞百出，问题多多，但政法系统却成为周永康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坊间甚至一度传闻周永康监听政治局常委的丑闻。
有鉴于此，习近平借助集权树立自己的权威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便具有某种必然性。一方面“集体领导”弊病丛生，导致各方势力各自为战，必须借助顶层强力手段破除条块化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中共启动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亟需进行“权力集中”，强化第一领袖权威，确立自己的改革权威，并且摒弃“党政分开”的主张，强化党在集权过程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唯此才能统一中央号令的绝对权威，以足够的政治动能推动中国完成一场系统化的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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