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央企巨擘----中信集团拟将母公司价值2250亿元资产全部注入其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中信泰富来实现整体上市，并将总部迁往香港，此举引起国际多方关注。
毫无疑问，这项交易在经济上是一种双赢选择，正像既是中信集团董事长同时身兼中信泰富主席的常振明所强调的，对中信泰富来说，此交易可增加公司业务多元性及规模，扩大资产和资本，可以使公司发挥综合优势和整体协同效应；对中信集团来说，香港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是集团继续发展的理想基地。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经济价值之外，将中信集团总部迁册香港背后折射出的国企改革开始试水和增进香港就业利益的双重意义，更需引起重视。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关乎中共执政的经济根基。在这种基本制度安排下，代表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要位置，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尤其由国资委直接管理的110家中央级企业，更是体量庞大，地位显赫。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国企通过改革，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对国家经济贡献不小，成绩值得肯定，但也在很多方面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原则差距甚大，因为这些企业更多是通过行政权力资源的保护，在某个行业占据垄断地位，并非完全来自于市场竞争，这使国企一直备受诟病，比如在铁路、金融、电信、电力、石油、航空等领域莫不如此。
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实现的，据统计，从2000年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刚过8%，而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将近13%。即便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也并非其真实绩效，而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多、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价格低、税负比民营企业轻等方面。
有研究机构曾分析，自1994 年至2007 年，国有企业没有上交一分钱利润；2009 年，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仅约6%，其余利润都在企业内部进行分配；2010 年，该比例降至2.2%；而央企上缴的红利目前主要在央企体系内部进行转移，并没有体现出应该惠及普通民众的企业责任。
在江、胡执政期间，都想推动国企的改革，但结果却是在很多行业越改越集中，过去的10年，这种现象尤为明显。4万亿经济计划的出台，虽然短时间内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部分的资金和资源被国有企业拿走，很多地方和行业为了自己的政绩，重复建设，盲目上马项目，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更加失衡，导致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经济活力进一步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试水央企改革
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部署，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着力点首先选择的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先头部队还是国企改革尤其是央企的改革。
如何实现国企改革的深化，打破国企发展的弊端，让国企获得的利益或提供的服务真正能惠及更多的普通大众，回归设立国企的本义，事关中共执政根基能否牢靠。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通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实现形式，使国有资本的功能得以放大，实现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同时促进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要实现这种目标，就需要友好的平台和环境，需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而今天中信集团通过注资香港的子公司来实现整体上市，把总部迁册香港，正说明了中共高层力图透过这种方式，来为国企尤其是央企下一步的改革试水。
中信集团是在中国改革开发之初，由邓小平亲自授意荣毅仁创建的。当时，其扮演的角色就是希望能通过它较为灵活的运营机制和通过香港来吸取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起到国企“引进来”的一个窗口和示范作用。现如今，中信集团资产达3000多亿，业务范围横跨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领域以及房地产、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等实业领域，成为“巨无霸”型的央企；同时，中国改革处在深水区和攻坚期，需要“二次腾飞”，此时，选择中信作为央企改革的试点，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来说都是再恰当不过的。
透过这次中信集团总部将迁册香港，它无疑会成为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里面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与其它存在诸多限制的央企相比，中信集团借助香港民主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充分的环境，借助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很好的推动自身迈向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同时，改革的风险也比较容易控制。比如，在法律和制度的完备层面、对企业监管的完善和规范化层面、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方面，香港的良好环境和优势都是内地在短时期之内无法达到的。而透过中信集团迁册香港，中国政府可以在国际上树立一个央企改革的样板和典范，起到“破窗”和示范效应，树立央企的新形象；其成功经验也可以在其它国企进行快速的复制和推广，对突破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的重重禁锢不妨是一个明智之策。
如果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就国家层面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那么，借此中信迁册香港之机，借助香港更为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法治、监管环境，实现国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国企层面的“第五个现代化”。增进香港就业利益
中信迁册香港具有的另一层意义，也不能忽视。
香港目前经济发展疲软，就业岗位减少，一部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有些企业家甚至在抛售资产；民众的不满情绪开始显现，由此也引发了不少社会和民生问题，香港政府面临的压力不小，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而有一些人认为香港没有问题，看不到香港民生状况恶化的现状，这在香港精英阶层中是普遍存在的；住在豪宅的人哪里知道民间的疾苦，这也是精英政治的缺陷。如果香港的精英阶层不去改变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刻板印象，不去正视这些现实，必然会遭受挫折和打击，难道只有在尝尽更多苦头后，才能转变思维，回归理性轨道吗？
这次中信拟迁册香港，注资2000多亿资产到中信泰富，在H股整体上市，一方面向外界表明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前景是有信心的，可以提振香港经济界的士气；另一方面，中信的到来，业务的扩展和运营，必然会提供不少就业岗位，技术、管理、金融、法律、会计、物流等等都需要诸多人才，而香港人完全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对目前香港就业岗位不足、失业率上升的状况，会起到不小的缓解作用，增加香港的就业利益。
有人曾分析中央政府取消 APEC部长级会议是对香港占中活动的“惩罚”，害怕中共的一些专制政策会在香港实施，会影响他们的权利。其实，中央政府对香港当前遇到的经济发展困境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担忧远超过占中这件事，中央不会“抓小放大”，为小小占中去“惩罚”香港，而是希望通过积极调整香港的发展模式来提升香港的经济实力，不愿意看到香港继续出现各种社会和民生问题，进而影响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否则还怎么会安排中信到香港上市并迁册呢？
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人也不可一直坚守过去的僵化思维，香港回归后面临的处境和回归前是不一样的，香港现在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受中央政府管辖；而中国大陆的经济还在快速发展、市场巨大，这棵大树香港还是必须要依靠的，关乎香港的长远利益，对这一点，香港各阶层都应有理智和清醒的认识。
不过，也要明白，仅靠中信迁册解决不了香港遇到的一切问题，只有香港人自己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包括这次中信迁册带来的机会），不被各种政客意见和意识形态的宣扬所左右，才能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走出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信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和迁册香港，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香港需要好好珍惜和把握。
我们期待借此中信集团的这次迁册，对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央企改革能起到示范效应，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我们也希望香港能抓住这次机会，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做好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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