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我的本家大人，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书记。主持反腐运动的大员。在他的带领下，腐败官员纷纷落马。
为什么我说“王岐山是最后一个共产主义者”呢？
因为从柏拉图的“治国者”，到恩格斯的“消灭家庭和私有制”，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必须没有私有观念和家庭拖累的。而家庭拖累的最大包袱，其实不是配偶，而是孩子。也就是说，官员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腐败源泉是他们的子女。
其实“廉洁”如朱容基者，他的子女也是不清不楚的，那么李鹏、江泽民、胡锦涛就更不必说了，因为他们不仅有孩子，还有儿子，儿子比女儿更腐败，因为儿子往往成为“传宗接代”的，多数还是坏种。
在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吴仪比较好，因为她没有家庭拖累。
其次就是王岐山了，因为他虽有老婆，却没有子女。
王岐山，男，汉族，1948年7月生，山西天镇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8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大学普通班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出生日期
1948年7月
毕业院校
西北大学
个人履历
1969－1971年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知青
1971－1973年 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1973－1976年 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
1976－1979年 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1979－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1982－1986年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副局级研究员、联络室副主任
1986－1988年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代所长、所长
1988－1989年 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1989－1993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其间：1992.09－1992.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3－1994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1994－1996年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6－1997年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7－1998年 广东省委常委
1998－2000年 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
2000－2002年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2002－2003年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3－2004年 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4－2007年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7－200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8－2011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1－2012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至2013年3月16日）
2012－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至2013年3月16日）[1]
担任职务
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
反腐还在继续，速度不断加快。海南副省长冀文林被查，成为马年首个落马省部级官员。仅14小时内，陕西政协副主席祝作利（副部级）被查，如今又开查山西副书记。2013年中国的反腐工作无论涉及人数、层次都前所未有，中共自吹其力度可谓“史上最强”。
不过舆论也指出，这是“中央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以持续的反腐与改革，为2014开年。”
亦有部分国际评论担忧中共的反腐，其实质只是政治斗争，例如英国广播公司“How real is Chinap~p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BBC. 2013-9-4，英文），以及洛杉矶时报“Former China security chief Zhou Yongkang reportedly probed for graft.”（2013-12-16 英文）
应该说，这些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
中共的维权时代已经结束，虽然习近平力图通过“反腐”掌控局势，但其实已经举步维艰。
中共的威信日益低落，以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竟然敢于公开反对中共自肥的理论，含沙射影地指斥“宋代公务员工资最高却最腐败”。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时，听到这番话却不得不陪着笑脸，自称“知音”。
作家二月河用十六个字“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评价当前的反腐力度。表面上在赞扬习近平是“蛟龙”，其实在讥笑“蛟龙”习近平和贪官污吏的“鱼鳖”，都是一丘之貉。“蛟龙愤怒、鱼鳖惊慌”，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换汤不换药罢了。
作家二月河说，有人主张高薪养廉，我不同意，从历史角度看，历史上工资最高的时候是宋朝，“公务员工资”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王岐山则很认真地听取二月河的发言，还不时点头予以附和。
二月河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这种信心。我写的书里有关雍正的反腐内容，对历史的反腐有一些认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变成教科书，比如古代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海南的海瑞，开封的包公，还有我们现代的共产党员的好干部焦裕禄书记。”说来说去，这个共党作家还是毫无现代法治观念，一肚子皇权清官思想。
听完了二月河的发言，王岐山说：“二月河的意思我听懂了，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写的‘帝王系列’我认真看了。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知音是什么，知音是通过听音乐就能听懂作曲人想要表达什么。”他表示，现在中央下决心，要一年一年地坚持，将反腐倡廉工作一抓到底。
王岐山对在场的代表们说：“我关注着中州大地。河南人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河南人有深刻的文化底蕴和潜质，就应该有属于河南人的自信。”这是因为，大陆人普遍认为，河南人性喜欺诈，因此普遍鄙视河南人。王岐山还说：“郑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但论饭做得好吃，还是开封，那毕竟曾是宋都啊。”一副贪馋共干的样子跃然纸上。
早在2013年12月，话说王岐山在湖北武汉“调研”，专程祭拜了中央纪委的前身，并发出“反腐”宣言之后，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应声落马，成为中共十八大后第15个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去年，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刚刚倒台之际，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在铁杆心腹周本顺、李东生、吴永文前去宜昌视察，当时陪同的就有郭有明。
而王岐山为了配合习近平，也被迫几乎谢绝一切应酬，被一些老朋友认为摆官架子、不近人情等等。王岐山依靠姚依林的女儿姚明珊获得上位的机会，曾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混职，交游甚广，商界学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但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不敢前往。甚至中秋节朋友们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他的老婆姚明珊也将朋友夫人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
报导说，时日一长，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就成了难题。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这样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对于人们传言的中共官员“无官不贪”的状况，公费大吃大喝不算什么，王岐山此举可谓不同。纪检是王此前工作经历中没有涉及过的领域，与王岐山共事多年的好友黄江南分析，王岐山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费脑子的”。黄江南非常确定：“王岐山一定不按这个套路。”
王岐山的“反腐战争”
王岐山在中共内部被称为“救火队长”，凡是棘手的问题他都被派去做“先锋”。今年十八大上，熟识经济的王岐山出乎意料的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反腐”为习李“改革”开道。今年两会，王岐山再次响应习近平，升级中共的“反腐斗争”，发出“打持久战和歼灭战”，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新华网跟着评论：战争要死人的！
《经济学人》曾报导，从陆续倒台的地方干部看出，更大的腐败来自高层领导人，纵使打了老虎，高层领导人的替换更是存有潜在的不稳定后果（如薄熙来事件）。但值得庆幸的是，王岐山本身没有孩子，因此没有后顾之忧。这被称为“王岐山的反腐优势”，也许也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敢于充当这样的打手角色。
相比于王岐山，中共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就没有这么幸运。令本身是薄熙来案的操刀手之一，也因此而早就遭到江派的极端仇恨。2012年3月，令计划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儿子令谷“意外”死于车祸。北京高层消息人士称，“法拉利事件”实质是“令计划的儿子遭到政治谋杀，曾庆红、周永康借此施放恐怖，威胁高层其他人对薄熙来案收手”。
而且王岐山在七常委内部表态自己不怕牵连，认为自己过去从政经历中无把柄在他人之手。但王岐山执掌反腐，威胁到其他常委“安全”。人望颇低的江派背景常委张德江、张高丽因地方任职被一些突发个案所牵涉，已退休常委的政治安全也成了大问题。
但事实上，王岐山胆大是因为他“与习近平曾盖一床被子”。
自中共十八大后，王岐山出任中共中纪委书记，与习近平、李克强形成一个强势的权力联盟，先后有12位省部级高官被调查，而且几乎都是江派人马。三中全会后，中纪委权力更是进一步增强，在无官不贪的中国官场王岐山实质掌控了中共官员的命符。有消息称，王岐山在陕西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就跟习近平关系不一般，习曾在王处借宿时被王“顺”走一本“外国经济书”，之后王岐山成为轰动一时的京城经济四小旦。
王岐山是出名爱看书之人，尤其爱看历史和西方经济学。六七十年代，习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陕西下乡插队当知青，一次习近平从北京返回延川时，因路途遥远就先到王岐山处借宿一夜，两人合盖一床被子，随身携带的一本外国经济学书籍被王扣了下来。
王岐山下乡分配到冯庄公社康坪村，在劳动之余，就拿个石板当桌子看理化数学。而从习近平那扣下来的外国经济学书，曾引起村民的特别关注。村里曾有人议论：哎呀他看的是什么书？外国的书，是不是“有问题”的书？
1979年底，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
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长时，公开表示讨厌听别人讲套话，称“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
此外，王岐山还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等书。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在主持召开反腐座谈会时，向与会的8位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贵族托克维尔19世纪撰写的，是在探讨1789年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托克维尔提出，路易十六的统治要比路易十四宽松得多，人们也觉得自由得多，甚至那个时期是法国最繁荣时期，并已开始改革，可是偏偏爆发了大革命。
《大清相国》是作家王跃文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一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余年生涯，体现他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充满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情怀。
有消息称，有接近高层圈内的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对法国大革命现象的最大感慨是“当旧制度的某些部份已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份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
中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中共三中全会推出了“有目标、无步骤”的改革方案，中共为保政权不得不向民众作出让步的姿态，但是专制的本质并没有变化，现在民众并不满足这些改革措施，而是要求中共下台。目前中共进退两难，前后都是死局，这已成为中共政权无法摆脱的宿命。
19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思想非常禁锢，当时北京有不少小圈子，私下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讨论之余也“放个录音机在亭子里，大家一块跳舞”。“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小圈子迅速活跃起来。
当时，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及他们圈子内的人，约定时间举行了三次讨论会，在讨论会上，黄江南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调进行分析。第一次只有三五十人，第二次有上百人，许多人慕名而来，第三次则达到近千人。后来有人把王岐山介绍给黄江南。
王岐山与黄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黄江南因此对王岐山称赞不已，说王异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听就懂。王岐山很快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于是，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王岐山四人在北京车公庄附近的市委党校租了一个房间，在里头关了几天，写出了《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报告。之后王岐山首先向姚依林做了汇报，最后转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处，1979年底赵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从此之后，四人就经常凑在一块讨论研究、写报告。从生态、农业，到经济体制改革，无所不包----而且名气越来越大之后，各部部长不时会带着一些司长请他们去做报告、提建议。
四人研究生毕业后，都先后受到重用。特别是翁永曦，被直接安排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副主任，官拜“副部级”，少年得志，一步登天。朱嘉明，黄江南和王岐山也都被委以重任。此四人当时被戏称为经济界的“四小名旦”
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旧话了。
现在的问题是，“打铁还须自身硬”，王岐山因为没有子女，而敢于碰硬，但是，这是有条件的：
什么时候，王岐山被人发现像他的好友黄江南那样，在外面偷偷摸摸搞了一大堆女人、养了一大堆掖着藏着的私生子，那么“最后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就不再存在了。
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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