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镇化，更是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城镇化，否则，无异于只是给城镇化画上了一张好看的皮而没有改变本质。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开始新城建设，村民的土地被征用后，很多像杨云这样的农民离开了土地，投身新区各个建筑工地打起了零工。被征地之前，杨云全家靠自家的十亩土地种蔬菜、花卉、水果，年收入将近6万元。然而，自从土地被征用后，现在的收入很不稳定，金融危机后，新城发展步伐放缓，很多建筑工程停了下来，就业的机会减少，也影响了收入。
杨云仅仅是呈贡城镇化进程中10万离开土地的农民缩影。就在3月份，首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计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意味着还将有1亿个“杨云”们将被抛入全新的生活方式。
德州案例
这方面的一个案例来自山东德州的“两区同建”(农村社区和农村产业园区同步建设)。德州“两区同建”发起于2007年，该市宁津县柴胡店镇东崔村等5个村农民自发自主将五村合并成一个大社区。这一实践随后得到了德州市官方的支持。
通过村庄合并和新型社区建设，德州市每个行政村新增耕地约为拆迁旧村庄占地的1/2左右，全市总共将新增约100万亩耕地，且始终坚持达到95%以上农户签字才能实施整村迁建。德州“两区同建”的资金主要来自政策性资金、统筹性资金(通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所产生的土地收益)、社会性资金等，其中主要是统筹性资金。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许一飞对城镇化要“就地”的提法表示赞成：“就地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瞄准县城，如果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享受的公共资源服务与当地县城居民相当，就可以认为实现了城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付崇兰也认为，城镇化不是将城市无限制地向农村地区延伸，使乡村成为与城市同质化的一部分----而是要求留住乡村，实现“三农”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差异化协调发展。
对于城镇化，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陆庆光担心的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本框架的，如果对这些规划都不了解，肯定会走老路。
陆庆光所谓的“老路”，根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李民在各地调研的发现，也可以概括为：“地方上打着新型城镇化牌子做什么事的人都有”。有些地方忙着圈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侵犯农民的利益；有些地方在扩镇的时候只建地面的房屋，对排水和污水处理不力。目前，中央已经将城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地方政府之所以有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因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土地被征用，政府可以从中获得数额巨大的土地出让金，而且房地产业的发展会带动地方GDP的快速增长，无论是实际利益还是政绩，地方政府都有动力去推进城镇化。城镇化对于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的确非凡，但如何避免将城镇化发展成为政府与地产商的圈地运作是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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