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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每年这个时候应该是正忙着给已经去世的长辈、同辈扫墓。但在海外，由于周围大多数人离开故土时都还年轻，现在入葬，悼亡的事情甚少，所以清明时节反倒显得冷冷清清。冷清归冷清，我心里一直想着要到纽约的芬克里夫墓园去看看，因为不少民国时期的名媛贤士，比如宋美龄，顾维钧等都选择那里做最后的安息地。
走在墓园里，看着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名字，看着那些差不多覆盖上世纪100年的年月日期，我想到了这些问题：1，墓碑上的生卒数字都是偶然形成的，可是这墓碑放在什么地方却可以是由人自己选择的。2，对于一些羁旅海外，归化他乡的人来说，我们会比别人多一种、甚至多几种选择。
一般来说中国人对死忌讳比较重，安排自己身后之事也就比较谨慎。有些人不具备财力选择埋葬自己的地点，或者缺乏对“形而上”的考虑，但是有些人有。正因如此，通过了解一个人决定自己身葬何处，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内心深处的意志或者信念了。即便生前自己不做选择也仍然是一种选择----选择让后人替自己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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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份，中国一个叫董乐山的翻译家去世了。单说董乐山的名字也许知道的人不很多，但是如果提到像《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我想我们这里很多人一定都不会陌生。
董先生的一生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属于非常典型的一种：年轻时读书，后来从事文化工作，57年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去改造，文革时同样在劫难逃。“平反”之后，他勤奋工作，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补回那失去的年月。如果不是下面两件事，他人生的故事也许就混杂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中间：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翻译奥威尔《1984》的人；他去世前遗言家人，他的骨灰不留在中国。
《1984》是上个世纪中叶英国人奥威尔以“老大哥”的政治形态作为蓝本，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通过审视和记录他所面对的那个时代后写下的一部政治讽刺预言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他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达到顶峰的可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思想自由是一种死罪，独立自主的个人被消灭干净，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掌握权力的人们以追逐权力为终极目标并对权力顶礼膜拜。他在书中说道：“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董乐山为我们翻译了很多西方人文类书籍。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选择翻译奥威尔的《1984》则绝对不是一时的兴致。“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了，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要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他说。十几年后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1984》在今天仍有价值……只有彻底否定了……极权主义，才能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我以为，董乐山先生对共产党极权政治的认识并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遭遇，翻译《1984》的过程也许对他影响更大。
1949，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他选择留在大陆。之后他还把自己的弟弟妹妹叫到北京：“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董先生从来不是职业革命者，但那不影响他反复拜读《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他那时完全拥护共产党，一心向往社会主义；他追求民主、信奉自由。将近50年后，他对自己的侄儿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的世纪”。去世前，他让在硅谷定居的儿子把他的骨灰带出中国，安葬在加州山岗上的陵园里；骨灰安放处坐东朝西，让他面对太平洋遥望中国。
有人说，多一个人看过《一九八四》，就多一个人反对极权专制。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把这本书从一种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的董乐山先生，他通过死后安葬这一形式来反抗那个专制主义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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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里夫位于纽约城北，里面葬了不少政治经济文化名人，是美东一带最著名的墓园。那里除了一般公墓都有的露天墓地之外，它还有三个室内陵墓而与众不同。陵墓内既可以壁葬（骨灰盒），也可以穴葬（棺材）。如果一个人死后既不愿意火化，又不想入土，室内穴葬大概就是最体面的形式了。因为这个墓园没有宗教的限制，所以安葬在此的各族人都有，而华裔和意大利人则相对集中而且多一些。孔宋两家都安葬在最老的那个陵墓里，而台湾华人赵锡成为已经故去的赵太太在1999年建成的新陵墓里买下了一个墓室。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宋家三姐妹的大姐宋霭龄嫁给孔祥熙，然后相夫教子，这一点和绝大多数妇女比较相像。而两个妹妹虽然声名显赫，但是各自婚姻都有所缺憾。尤其是宋美龄，30岁时嫁给蒋介石，做了47年的第一夫人，没有一个子嗣，显然，她对婚姻的期待与众不同。
2003年宋美龄去世，她应该有三个选择：回台湾和丈夫合葬，羁留在美国，或者到上海和父母在一起。一般来说回台湾可能更合适一点，可是她选择了美国。站在她的墓前，我希望找出一点答案来。
再能干的妇女，在丈夫身旁多少总会受到一些牵制。所以，真正让宋美龄有机会显现她实力和魄力是从1972年蒋介石生病开始的。到75年去世，可以说，蒋介石最后的岁月里实际上是宋美龄在做主。按照她的能力和经验，如果蒋介石把大权交给她，我觉得宋美龄也能够把国民党的天下再撑下去的。不过蒋介石一心让蒋经国接班，（一副封建帝王的做派。）临终前把夫人和儿子叫到床前，让他们手牵着手，向他保证，会好好相处，就像母亲和亲生儿子那样。蒋介石此举，安慰宋的成分远大于托孤。
蒋介石刚一去世，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就从美国赶回台湾，打算与“夫人派”官员一起拥立宋美龄继任国民党总裁。我想，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宋的首肯，恐怕令侃这个外甥不会随便行动。但这遭到了国民党高层的强烈反对，这可能是宋一生最受挫的一件事情。她不再满意自己的角色，地位，这样，是年9月，宋离台赴美。临行前一天，公开发表《告别辞》，称作为总统夫人的她“莫偕无道行，耻与群小立，避彼轻慢走，不屑与同席”。
台湾在蒋经国的手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尤以解除戒严令和颁布国家安全法，开放党禁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为甚。宋美龄的认识还停留在老蒋时代，对小蒋的革新采取了保留的态度。1978年春天，她没有参加蒋经国总统就职典礼。 1988年蒋经国也去世了，其时宋美龄正好因为参加蒋介石百年冥辰纪念后而滞留台湾。面对台湾政局又一次的动荡，她公开发言，反对李登辉接任总统后再兼任国民党党主席的职务。但是国民党最后还是通过了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决定。
宋美龄和台湾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联系，国民党也和老蒋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就连蒋介石也一直在停棺待迁（大陆）。这样，还有什么理由让宋美龄把自己葬到那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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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里夫墓地除了提供一般的丧葬服务之外，另外还可以常年为陵墓内的墓穴和墓室摆放季节性的鲜花而且会定时浇水。从它内部环境和条件来看，这里绝对不是一般人葬得起的。据世界日报当年文章透露，孔家花了一千万新台币买下了宋美龄的墓室，这还不包括墓地提供的一次性丧葬服务。
粗略清点计算一下，宋家的四个兄妹，再加上他们的配偶、子女，一共有15人葬在芬克里夫。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以及宋美龄各占一个墓室，而宋子文，宋子良以及其他的家人、后代则分别葬在别的墓穴里。墓穴使用的空间小于墓室，所以费用相对少一些。蒋、宋、孔家离开了大陆，丧失了政治资源，到了这个没有特权，完全凭个人实力的社会，能够这样葬在芬克里夫，应该算是达到了最好的地步。当然，相比上海的宋庆龄陵园，芬克里夫这里宋家姐妹的墓室无论是空间、规格、排场以及喧哗和炫耀，都显得十分简洁，亦不免有点寂寥。
宋家三姐妹只有宋庆龄留在了大陆。如果宋庆龄49年随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或者直接到美国结果又会怎么样？
宋庆龄是宋家唯一同情共产党并且跟随共产党一辈子的人。1927年国民党以整理党务为由把共产党踢了出去，宋庆龄以此举违背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而反对，进而与国民党决裂。如果说在二十年代末还看不清共产党的实质，那么经过几次“国共合作”，经过49年之后共产党对民权的剥夺，对人权的践踏，对民主自由的戏弄，尤其是文革挖了父母的坟，暴了父母的尸骨，宋庆龄还能和共产党相安无事，这很让人怀疑她的政治是非标准。
宋庆龄心安理得地充当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她是在去世前几天才被接受加入共产党的，这无疑是一个低劣的闹剧和笑话。共产党清楚，让宋庆龄留在党外比让她加入党更加有利，因为统一战线不仅是共产党夺取天下的一个重要法宝，还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而宋庆龄则心甘情愿地受共产党愚弄，充当了共产党的工具。
宋庆龄比任何一个共产党员还要相信那个党。当初很多人跟共产党闹革命其实完全是为了又一口饭吃，夺权之后，巨大的现实利益又让很多人无法再脱离这个党。而宋不是，宋庆龄在49年前和共产党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关系。49年她可以有很多条路，她选择任何一条路，都会让她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但是她选择留在大陆，选择背离孙中山扛起的三民主义大旗，选择抛弃在辛亥革命血火中诞生的中华民国。
1949年共产党成功夺取大陆政权是宋氏姐妹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政治信仰，她们再也没有见面。一直到80年初，宋庆龄托陈香梅带信给宋美龄，希望姐妹在有生之年能够见上一面。宋美龄对此邀请没有任何回复。81年宋庆龄去世后，大陆方面邀请宋美龄来奔丧，宋美龄亦未置一词，连一份唁电都没有。宋美龄并非无情无义，她心中有她自己的底线。
历史地看，共产主义是一个虚假的说教；现实中，共产党早已经把自己的纲领，宗旨，教义统统抛弃了。这样的组织，这样的党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去信奉、去景仰的。而宋庆龄甘愿成为那个机器的一部分，自然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丧葬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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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愿意把自己葬在哪里完全是家庭、个人的决定。一般来说，丧葬的地点可以根据逝者本人意愿，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子女也应该有决定的权利，因为还要考虑后人上坟、扫墓的便利问题。葬在芬克里夫的一个好处是，永远不用担心哪天墓会被人挖开，不利的地方是，国人移居海外后，家族血脉一般都比较细弱，这样日后难免墓前冷落车马稀了。
董乐山执意要让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带出中国，但是身在海外的刘宾雁却一心一意要回中国。对此，我个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刘宾雁是1988年离开大陆的，正好赶上89年那个特定的时刻，后来他就上了中共的黑名单而滞留美国。可以认为，移民定居他国并非是刘先生的初衷。尤其是到了晚年，在得知自己得了肠癌后，他想回到他东北老家的心思越来越重。04年偶遇刘先生，他感慨地重复：他们不让回去啊，他们不让回去啊！在我看来，这种（有人）想回去而回不去的境况也正好是对中共阴险、暴戾统治手法的揭露或者批判。
05年底刘宾雁病逝，他的追悼会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梯形教室里举行的。主持人应该知道刘先生的遗憾和愿望，追悼会结束之前，提议与会者起立，一起唱《松花江上》。其时，那种有家不能归的心境弥漫在那个大厅里，让人哽咽，让人唏嘘。
2010年12月，去世5年之后，刘宾雁的骨灰终于“被允许”安葬在北京门头沟天山陵园，家人为他立了一块近吨重的花岗岩墓碑，上面只有一行刘宾雁手书字: 刘宾雁1925-2005。而他生前为自己拟就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则被当局阻止刻上墓碑。刘宾雁选择死后回到中国，可他入土尚不得为安，可以想见，中国的生和死的环境同样险恶。今日中国，“刘宾雁”仍属敏感词，媒体对他骨灰入土只字不（准）提。有《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编发相关博文，但是很快被删除。
邓小平说过“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其实我们知道他没有做过“儿子”。毛泽东时代他装成“孙子”，毛死后他成了中国人的老子了。要不然，怎么邓小平活着时，刘宾雁不准回去，邓小平死了，刘宾雁还是不能决定自己的碑文呢。
邓小平死时选择不进八宝山实在是一件非常做作的事情。看看中国十几亿人，敢把骨灰撒到大海里去的都是些什么人？49年后共产党从思想上、精神上把中国人当作“儿子”、p~~p孙子p~~p，老百姓谁还需要再去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呢？封建帝王驾崩后住地下宫殿，民主共和时的主席死后睡水晶棺材和把骨灰撒到大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看起来把自己处理得非常细微渺小，其实恰恰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蛮横和狂傲。有些人选择不留骨灰可以是表示一种复杂的情感，但邓小平不是。对这么一个粗暴地中断了中国现代化民主进程的刽子手，让自己的骨灰散落到大海里去不是一个崇高的壮举，可能正好相反。正是因为知道自己对这个国家，对人民造成的罪孽太重，害怕日后被掘墓，被鞭尸，所以才会趁早一撒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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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宋美龄并不是自己选择才葬到纽约的芬克里夫墓园，只是因为在那三个和她生命有关系的地方，她目前只能葬在美国。董乐山倒是选择了葬在加州太平洋岸边，可是如果他没有儿子在美国定居，他也不能作出那样的决定。刘宾雁倒是实实在在地选择了葬回中国的决定，因为他完全可以选择葬在美国。同样，今日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我们在生的时候能够选择离开那里，那么到了死的时候就还能再做一次选择----我们能够选择墓葬我们的地方。
我还没有考虑过把自己葬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会葬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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