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房价过高、交通拥堵，从生活环境而言，北京甚至已经达到了“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程度。对于严重空气污染，北京政府曾多次表态要进行治理，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去年一年里，北京空气质量糟糕的天数高达189天。近期，中国首都依然是一片雾霾。
在人们讨论北京是否适合居住的时候，陪都的提议也不断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3月26日，中国大陆确认河北省保定市将成北京“政治副中心”。此前保定“副都”的传闻曾引发保定楼市热销和涨价。由此，北京是否需要设立陪都确有必要展开分析讨论。
北京建都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有明、清等数个朝代或政权在北京建政，因此北京有较长的建都史。目前，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不仅政党、立法、行政与军事等的常务机构聚集于北京，许多著名的政治事件如五四运动、四五运动、六四事件等亦发生于此。
梁思成和陈占祥是建国以后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建设的总设计师，即“梁陈方案”的提出者。据悉，这个方案虽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却不幸碰到了前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和苏联专家们。梁陈建议把中央政府建在公主坟（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地名）以东，区分文化商业中心和行政中心的地理位置，从而避免单中心辐射，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可是毛泽东和他的各部委却早早地霸占了各个王府作为自家的办公地点，苏联专家也力挺把中央建在西苑，而毛泽东本人更是一心想着北京市区内为数不多的那片中南“海”。
北京会把哪些人请出
作为首都，北京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资源，没有哪个位于北京的机构愿意离开这座城市。如果设立陪都，那么会把哪些机构迁出北京？又会把哪些人“请出”北京，又有谁愿意去空气比北京还恶劣的保定？
北京市主动提出要将大红门、动物园等地的批发市场搬出去。因为这些市场带来的税收已经不足以吸引北京市政府。但这些都不足以让北京瘦下去。有中国学者分析指出，北京要想恢复健康的城市生态，必须对自己进行大的手术。至少有三类应该搬走，包括医院、高校、央企。
这么多年来，中国北方地区的居民，习惯性地把北京当成求医的目标地。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外地人拥挤在北京各大医院门口。医疗水平先进吸引了患者，患者进一步提升医疗需求，需求吸引了财富，财富吸引了大批优秀医务人员前往北京。如此反复循环，北京的医院越来越热。现在，要把这些医院送出去，北京政府和百姓都不舍得，但是，北京已经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现在必须改变。比如可以在四环之内迁走所有三甲医院，只保留社区医院。将来，一两千万北京人去外地求医，总比几亿中国人到北京求医好。此外，北京的高校亦成为众多网友呼吁搬出的对象。国外的很多名校都建在小镇上，中国的高校却都在往省会迁、往北京迁。另一方面，央企占据了北京的长安街等大部分市中心。每天围绕着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等诸多央企的，至少有几十万辆汽车、上百万人。这些医院、高校、企业搬离北京，会大大改善北京的环境。
再言那些不愿意离开北京的机构，尤其是企业。因为，在北京，意味着离权力近，意味着企业的得利、个人的升迁。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更应该站在政治改革的高度，强迫这些机构和企业离开北京，让他们远离权力，减少权钱交易，减少改革阻力。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让谁离开北京，都不得侵犯企业或公民的正当权利。比如，政府可以用控股股东的身份命令央企搬迁到任何地方，但没有权力命令私企搬出北京。又比如，完全可以用税收、金钱资助等经济手段吸引人们离开北京。
陪都或许能拯救北京
综上所述，北京的大城市病日益严重，所以才有今天的陪都规划。
出于管理国家的需要，特别是管理一个大国，在古代社会管理能力较低下的背景下，设立第二个都城来提高管理国家的能力是一个好办法。在唐朝及以前各朝，为了缓解比较突出的中东西关系的矛盾，统治者在陪都设置上以东西平衡型两京制为主；此后，南北矛盾日益突出出来，所以在陪都设置上又以南北平衡型两京制为主。
有分析人士表示，陪都不仅要拯救陷入各种城市病的北京城，而且希望通过此举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新建一个小型政治首都有助于政治与经济分开，铲除政经结盟、钱权结合的腐败现象。
突破固化利益的藩篱
但是，建立陪都必定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难免会得罪既得利益者，那么固化利益会作出让步吗？比如，如果设陪都，北京的房价很可能会有所下降，当地居民等相关利益集团必然会进行游说活动。在中国的微博平台上，反对保定成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声音主要是北京人。一位网民说，“这不是我心目中的中国梦”，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需要一个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协调好各方利益。
时至今日，北京需要河北，并非河北需要北京。行政事业企业单位的人不愿意迁出北京，主要是因为做北京人的“特权”。那么这些“特权”能否为河北所用，做到真正的一体化？这才是陪都设置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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