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8日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一行时，当面批其在日涉华言论，如公开表示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日本撑腰打气。不过，比哈格尔公开选边站队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他来访前的几个月，奥巴马政府秘密为中国军方领导层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吹风会，吹风会的主题是一个官方很少公开谈论的话题：国防部保护美国网络不受攻击及利用其网络技术来对付中国等对手的新战略。
一切为了信息，一切依靠信息。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一度让美国心急如焚，让被监控的国家和地区咬牙切齿，根源就在于其手中掌握的海量信息。而正当美国陷入信息自由受限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之际，中国政府却一反常态发布了一套更为广泛的“信息公开”新指导原则。虽然官方口径中所谓的“信息公开”，可能与民众理想中的公开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愿意将这一议题提上日程，已被看做是一大难得的进步。
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这套新指导原则名为《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求所有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详细公开，细化说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有关情况，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换原因等信息，同时还首次破天荒地提及“官谣”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要点》将征地事宜单拎出来，强调当前要着力抓好征地拆迁、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保障性住房分配等方面的信息公开。也即，在做好征地信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信息公开的同时，建立征地信息查询制度，方便公众查询征地批复、范围、补偿、安置等相关信息。此前不久，平度发生了因征地引发的血案，信息供需严重失衡以及暴露出的信息黑洞，令各界一阵唏嘘。
面对政府信息公开，不管成效如何，已经足以让官方媒体拿来大书特书。人民网聚焦新指导本身外也意欲给公众吃一粒定心丸，因为2014年年底前，各地区、各部门要向国务院办公厅报送信息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将适时对落实情况开展督查，通报结果。辅助的人民时评《信息公开，要主动更要真心》，直接以“五多五少”概括了当前信息公开的连串问题----政府新闻办的发布会多，各职能部门的发布会少；政府网站多，运行良好的少；负责宣传的处室被动等待多，主动联系和服务的少；负面事件曝光多，主动回应少；信息公开一般干部顾忌多，领导顾忌少。
2日出版的《新京报》则在头版以《国办：涉公共利益信息全公开》为题聚焦，双整版的报道规模足见这份京城都市报对信息公开的关注度。提到政府信息公开，一个疑问随之产生：在已经公布的信息中，有多少是政府自愿发布的，有多少在舆情倒逼下不得不发布的？《新京报》附加的一个图表给出了一目了然的统计结果。根据图表，两项数据中最高的都集中在商务领域，商务部在2013年发布了45.2万条信息，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信息公开的申请下提供了4,753条信息。各省中陕西省以主动发布98万条信息位居榜首，而人口更多的山东省则主动发布了9.3万条信息。但数据显示，山东省根据信息公开申请发布了33,306条信息，而陕西省仅为3,302条。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看来，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经常是敏感问题。所以公开不公开，常常会涉及到《保密法》和《公务员法》，以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密，或者说影响社会安定为由搪塞而过。为破解这一现象，就需要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一个规章升格为法律。如刚刚被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谷俊山，因为可能涉及军队后勤装备的生产、采购等情况，或因涉及军事秘密，军事法院依法不公开审理。军事秘密作为国家秘密的重要内容，关系国家安全，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此类案件，符合国际司法惯例。但坊间传言显然更愿意将此不公开审理看做是一场政治交易和政治妥协，所谓的军事机密只是一个幌子和借口罢了。这是对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不透明和过于神秘的直接推论，也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能走入寻常百姓家逃不开的“苦果”。
此次国办公布的升级版新指导，是对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延续，也是对李克强2013年研究部署工作的具体实践。公开与不公开之间，机密信息与非机密信息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灰色地带。美国保护新闻工作者协会援引《纽约时报》国家安全记者斯科特•沙恩的报道，道出了个中缘由，虽然针对的是美国信息自由之现状，却也能对中国提供借鉴和参考。“大部分信息都属于这个灰色地带，现在消息来源日益害怕进入这个灰色地带，这就产生了遏制效应。如果我们将对政府活动的强势新闻报道看成是美国民主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么现在天平日益向有利于美国政府的方向倾斜。”
对中国而言，要想彻底摘掉信息不公开的帽子仅仅依靠停留在纸面上的条例显然难以一蹴而就。更为讽刺的是，这厢是中国政府为信息公开摇旗呐喊，那厢却是由艾未未首度跨界党纲主角的科幻片《沙尘暴》对中国信息匮乏的艺术化揶揄。后者的主题即是以意向表达人在生态和信息都走向沙漠化的城市如何生活。所谓的信息沙漠化，对应于艾未未曾在2011年为TED录制过的一段讲述中国信息审查制度的视频，不难推断该片在信息大爆炸时代所提信息匮乏的实际指向。
显然，中国官方媒体应当局之所需褒扬着信息公开的跨越式发展，以“疾进快跑”来盖棺定论，但在民意期待水涨船高的今天，当局的“疾进快跑”可能还只是以龟速作为参照系在缓慢前行。至少在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上，阳光这一最好的防腐剂并未能实现效用最大化。试想，当民意以兔子的速度在奔跑时，正在以龟速缓步前行的中国政府自然很难获得雷动掌声，更何况说到与做到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如从2000年开始，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多个文件，官员申报范围也从“收入”，扩展到动产和不动产、股票等，但是各种走过场的丑闻还是不断冒出，如经《中国经济周刊》9日披露，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落马正是祸起于“个人事项报告不实”。广东省某央企机构在财产申报事宜上更是荒唐至极，因为杯葛反腐工作的，竟然是相关部门提供的“表格太短”，故而只能填写有限事项。敢问：将表格设计成只够填写为数甚少事项的初衷，究竟是为方便自己，还是为姑息养奸？
为缩短“说到”与“做到”之间的距离，有人寄望于在推动信息公开方面担当急先锋角色的律师。《新京报》即报道了律师吴有水状告广东省卫计委拒绝公开社会抚养费一案。然乐观的寄望之外，将律师与信息公开这两个关键词关联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盛极一时的韩国电影《辩护人》。电影的主角宋佑硕律师，原型是韩国第16任总统、后来跳崖自杀身亡的卢武铉。因此片中的每一幕，都浓缩了韩国民主转型的血泪史。韩国人为之涕泗横流，源于电影触痛了他们的历史伤口。那么观看此片的中国，哭什么？因为“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我们有改变电影的国家。”中国若想在信息公开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伤口，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井喷，如何迎接不可期的未来，都将是“至千里”的过程中必须得积的“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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