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集团将于4月16日公告说明中信集团借壳上市具体事宜。这样一家特殊的庞大国企，以“子公司吞并母公司”方式实现在香港整体上市，或许并不是该事件最大的看点。中信同时把集团的所在地（注册地）迁到香港才是其中最具特殊意义的，反映了中信的混合型企业模式，既是内资、更是外企。
中信集团演绎的这样一出大戏，将外界的眼光再次聚焦到中国经济模式中极其重要而又十分特殊的群体----国有企业。这一群体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百年前“洋务运动”中产生的官商模式企业，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开始真正产生现代企业和企业家的年代。但中国这种突出官办色彩的企业发展同西方私有化为主体的企业模式，天然地形成了根本差异。源于西方的企业概念从一开始就视中国的国企是能力低下、办事官僚的“畸形儿”。因此西方学者不认为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有效成分，甚至也一直看不懂中国国企的发展模式。
很多人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永远不会产生像美国式的大型跨国企业、日本式的产业型株式会社，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 Cooperation）、淡马锡（Temasek，新加坡式的国企）、和记黄埔等优秀的控股或集团公司。当然中国国企也成就不了像巴菲特、李嘉诚等伟大的投资人、企业家。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国有企业往往靠国家的垄断扶持得以生存与发展，例如石油、电力、通信等领域，又如风光无限的四大国有银行，也是在上一轮金融改革中用两万多亿人民币的财政资金换来的。外界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认识越来越集中于两个层面：行业垄断和政府信用。
但是，这样的判断是否准确尚存在极大争议，而且随着习近平推动深化改革会否再次沦为对中国的一次误判？此时，中信集团整体上市，迁册香港的连环动作禁不住让外界浮想联翩，但中信本身作为改革的“符号”意义不容忽视，投资者会否在此轮国企深化改革中错失良机就更值得市场深思。一些负责国企改革的官员强调，迁册香港可能带来的国有企业战略蜕变，远比市场人士关注的整体上市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中央之所以选择中信进行如此大力度的改革，与中共在国企改革的整体布局，中信在改革中的自身市场化、管理创新、改革思维和国际化程度直接相关。
国企改革不能回避的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信集团的体量已经变得相当庞大，成为“大象”的中信还能急速奔跑吗？这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投资者所担忧的。西方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除了垄断型企业，巨型企业往往难以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盛极而衰的案例不胜枚举，日化巨头宝洁公司（Procter Gamble）盈利能力逐年下滑，索尼、松下等日本科技企业亏损连连，法国标致、雷诺两大汽车集团经营困难，就连曾经创造了诸多经营神话的金融、科技多元化公司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在2013年的营收增速也仅维持在5%左右。中国国企，这样一种被西方经济学认定“怪胎”的企业模式，能否在今天的环境下持续发挥充分的活力，这也是中信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央级企业必须回答的问题。不可否认，国有企业的优势是能“春江水暖鸭先知”，由于与政府的紧密关系，拥有掌握经济脉络的优势。但中国国有企业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也被广为诟病，其效率低下、运行僵化、战略模糊等问题都相当严重，更有少数国企开始背离促进社会公平的本质内涵，成为服务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及滋生腐败的温床。
中共新领导层目前开展的反腐与二次改革都在为国企更新、转型创造条件。
在这场刚刚起步的改革中，回归社会和市场属性成了国企改革的重要使命，涵盖了从资本化管理、企业分红到公共服务的诸多范围。这场由内而外的主动变革，反过来将推动中国深化改革的进程。在中国改革发展模式下，优质的国有企业能否打破西方企业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乃至掌握相当的国际经济主导权，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新战略核心目标之一。
在中国模式下，宏观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但也因此产生了对国企影响深远的体制问题。体制成就了国企的经济地位，却禁锢了国企的经营，上一轮倾近3,500亿美元才完成的国有银行改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人基本上还是那批人，但业绩变化因改革而有目共睹。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后走商业化路径的国有银行不再充当体制内的取款机，在坏账下降与效率提升的共同推动下，国有资产反而大幅增值。在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中获利的企业至今还在享受它的利益。反观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下的美国金融业，美联储先后向金融市场与机构注资1万多亿美元后，带来的效果却相当缓慢。因此市场人士也纷纷指出，只管输血不做手术，西方经济学引导的经济调控已显得相当落伍。
此次对中信集团改革的松绑力度前所未有----借壳子公司中信泰富实现整体上市，集团同步迁册香港，成为第一家真正以香港为总部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彰显出以整合内地与香港两地的优势资源推进其更大的国际化“野心”。很难想象如此“颠覆传统”的改革，在推出之前没有获得国务院乃至更高层的认可与支持。同时也充分释放了中共高层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决心，中信的特殊身份亦毋庸置疑。
负责批准这次中信集团迁册香港的内部人士透露，中央通过此次大力支持中信集团作为国企的深化改革试点，希望能在短期内起到事半功倍的示范效应，为国企改革提速提供指引。国家宏观层面可以通过示范效应，推进更多国企致力现代化改革。而中信则以相当积极的心态乐见此次大改革，它的管理层愿意面对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希望借政策东风二次起航，更为积极的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在市场化中求发展的心态在中信高层中占据了绝对上风。无论是宏观推动国企改革层面还是中信集团公司层面，如果改革效果理想，无疑将是双赢的。中信式的特殊混合体？
中共选择中信作为此轮国企大改革的试点，应该并不令人意外。这也是对中信过去三十年市场化经营的政治肯定。中信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中信泰富“澳元门”事件充分暴露了中信在公司治理、高端人才储备上存在着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而这些问题亦是内地国企的通病。要实现走出去的长远目标，依靠内地缓慢的人才积累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而这些恰恰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的优势。在如何“变”的选择中，中信作出了属于自身历史性的迁册香港决定。
国务院负责协调这次改革的官员认为，他们此举的核心目标显然是着眼于完成内地资源与香港资源的深度对接。一方面，摆脱内地人力资源、公司治理、市场监管等方面对公司的束缚；另一方面，借助香港在公司治理、市场监管、国际化人才的储备等优势，以此为基准改造和升级整个团队素质和公司治理水平，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化控股企业，再次成为中国国企走出去的“样板工程”是存在很大机会的。
显而易见，中信集团完成迁册后相当于获得了双重优势：外资身份、内资待遇。正如前文所言，中信此举获得了高层的充分肯定，迁册并不会改变中信在中国内地经营的身份，依然是内资待遇。
迁册事宜一旦完成，中信将在跨境资金调度、行业准入、人才引进等多方面具有普通内资企业或外资企业所不具备的便利性。旗下的中信信托、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信诚保险等金融马车更将因此而受惠。经过一段时间的架构重整和人力资源融合后，中信集团有希望成为国企中通晓国际市场、外资中精通中国市场的特殊混合型企业。利用这种独特的优势，中信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支撑下，自身的竞争力自然会水涨船高。
中信相对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能为它目前的改革提供巨大帮助。新加坡淡马锡本身也是国有企业，它不仅特殊，而且也颇神秘，它的主要管理层都是政府委派的，然而它的成功也是有目共睹。中信今后发展模式是否接近于淡马锡，目前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此轮改革后，中信也将成为如淡马锡、伯克希尔·哈撒韦、和记黄埔各种优势于一身的特殊混合型企业。
与经营性控股公司的和记黄埔相比，倾向于打造一个战略投资性控股平台的中信集团，更加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和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但相信差异也是明显的。这种差异突显在中国国企本身具有的优势和不同的市场文化。中信之所以可能成为区别于它们的特殊混合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信集团背后是正在积极进取而且快步进入外向型的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在经过多年的外交努力后，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为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铺平了道路。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持续增强，以中信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开展业务时远比强势的西方企业更有优势，而这些地方也都开始成为高增速的经济体。而国企作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石，在中国外交战略中扮演着经济合作的核心角色，国家资源的优先配置让其在国际业务的拓展中愈发顺风顺水，中国企业自然更有机会成为其中的既得利益者。
新型国企的混合基因
在中国国力急剧上升与国际地位转变的国际大战略环境重塑的过程中，为什么是中信集团充当起国企再改革的先锋？中信集团，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特殊的“产物”。它是经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的对外窗口公司，国家只注入启动资金2.6亿元人民币，自此中信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大多数国企的“另类”发展之路。在起起伏伏的发展过程中，中信能够成长为今天的庞大经济体量其实是颇受争议的。不少人认为中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自然成就今天的规模。目前中信的业务涵盖了金融、基建、资源、房地产、高端制造等超大型控股集团，投资遍及全球。而同期诞生的“小伙伴”们，如中国康华等早已在反官倒大潮中倒闭，中国光大集团即使在接受了国家注资后依然远不能与中信相提并论，这侧面说明，中信的市场化与国家化程度是它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之所以获得目前的成功，与始创期荣毅仁基因非常重要密不可分，即“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为中信带来了国际化的商业眼光。在设立之初，荣毅仁就要求自己的儿子到香港设立香港子公司，这一思维被后续几代领导人继承并发扬下来。借助香港丰富的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和制度优势奠定了集团的国际化视野。有不少市场分析人士就认为，历史上中信的很多经营“杰作”都是因其对市场的尊重而奠定。比如它的下属企业中信证券在短时间内从一个中等规模的券商蜕变为中国最大的券商，最关键的转折来自于通过向中国人寿定向增发近17%的股份而获得宝贵的46.45亿元的发展资金。
中信也是最早“出海”参与国际竞争的国企，在澳大利亚麦克阿瑟煤炭公司（MCC）的投资完全摒弃了中国国企抢占海外资源的传统思路，而是围绕提升商业价值展开，整个过程充满了战略合作、战略狙击、收购谈判等商业元素，最终在2011年退出时，账户中多了10.2亿澳元（当时汇率比为1澳元约合1.05美元）的现金。成为中国国企在发达国家为数不多的商业利益、企业形象双丰收的经典案例。中信的国际化也包括在国内市场上与合作伙伴的融通，在全面接管信诚保险运营过程中，面对经营效益的巨大改观，其合作者英国保诚亦感到相当惊讶。
正是自己所具有的特殊基因，以及过早参与到市场经济和国际环境中，中信不靠垄断的确取得了不俗成绩：截至2012年的32年中，中信集团总资产增长1.6万倍，复合增长率35.3%；净资产增长2,700倍，复合增长率28%；营业收入增长近3.3万倍，复合增长率38.4%；净利润增长1.2万倍，复合增长率达34.2%。即使在国际环境低迷的近5年，中信集团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年均增长也维持了18.1%、31.1%、12%、18.2%的高水平，远超同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信的案例从一方面可以证明，国企不一定是保守、僵化、笨重的代名词，相反由于资源、实力及政策上的优势，在引进和掌握现代化管理及经营方式上比非国企不一定逊色，当然这与不同管理层的理念有很大关系。中信敢于在国企改革中趟地雷，也与它特殊的企业背景及深度的市场化混合基因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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