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富4月16日下午宣布，向母公司中信股份收购资产2269.3亿元人民币(约2865亿港元)，中信集团将借此实现在港整体上市。完成交易后，中信泰富将改名为中国中信。中信集团表示，未来的“新中信”在香港综合性企业中，将在营业收入，营业利润，资产均排名第一。
中信泰富向母公司收购资产，其中以现金支付499.2亿元人民币，其余1770.13亿人民币以发行股份支付，每股售价13.48港元，需发行股份约165.79亿股，为保持公众持股量不低于25%水平，中信泰富需再配发约46.75亿股。
中信宣布，本次所获注入的资产涉及的行业包括银行、电讯、证券、汽车销售、资源、特钢、隧道、卫星服务、房地产及工程承包等。截至2013年12月31日，集团的总资产为39657.03 亿元人民币，归属于目标集团股东的权益为2250.51亿元人民币，集团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的总收入为2517.89亿元人民币。员工总数为9.0588万人。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这一引人关注的交易案或创下最快捷的交易时间。由披露公告到敲定上市细节只用了不到半个月，而据了解，中信集团方面给出的预期时间表是不晚于2014年8月29日交易完成。
另外已定的预期时间表还有，不迟于2014年5月14日派发股东通函，2014年6月3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据悉，交易提案全名是：中信泰富收购中信股份全部已发行股份，交易对价约人民币2269亿元（约合港币2865亿元），由独立评估师评定的价值，有待财政部批准但不低于目标集团的账面净资产值。
该交易支付方式有两种，分别为向中信集团发行对价股份约1770亿元，向中信集团支付现金对价约人民币499亿元（通过发行配售股份募集），发行价格为港币13.48元/股，主要先决条件为中信泰富特别股东大会独立股东的批准和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监管机构的批准。另外，公众股占比为交易完成后的15%~25%。
中信“颠覆传统”改革
中信这样一家特殊的庞大国企，以“子公司吞并母公司”方式实现在香港整体上市，或许并不是该事件最大的看点。中信同时把集团的所在地（注册地）迁到香港才是其中最具特殊意义的，反映了中信的混合型企业模式，既是内资、更是外企。
中国国企，这样一种被西方经济学认定“怪胎”的企业模式，能否在今天的环境下持续发挥充分的活力，这也是中信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央级企业必须回答的问题。不可否认，国有企业的优势是能“春江水暖鸭先知”，由于与政府的紧密关系，拥有掌握经济脉络的优势。但中国国有企业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也被广为诟病，其效率低下、运行僵化、战略模糊等问题都相当严重，更有少数国企开始背离促进社会公平的本质内涵，成为服务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及滋生腐败的温床。此次中信集团借壳子公司中信泰富实现整体上市，集团同步迁册香港，成为第一家真正以香港为总部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彰显出以整合内地与香港两地的优势资源推进其更大的国际化“野心”。很难想象如此“颠覆传统”的改革，在推出之前没有获得国务院乃至更高层的认可与支持。同时也充分释放了中共高层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决心，中信的特殊身份亦不容置疑。
释放红利激发活力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之时，正值中央高层力推国企新一轮改革和混合所有制，也因此引来猜测，集团上市后的下一步棋是什么。
中信泰富主席常振明表示，董事会认为交易可增加公司业务多元性及规模，扩大资产和资本，可以使公司发挥综合优势和整体协同效应，综合优势和整体协同效应暗示集团或合并涉及同业竞争的部门，促进跨行业的合作。
分析认为，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变化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政企分开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对此依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国家的所有者职能与部分经营者职能的分离，虽然不排除股权依然封闭状态下雇佣职业经理的情况，但多数是在股权“公开化”以后出现的。“公开化”一方面使企业的股权不再等同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个所有者，使所投资者能够相互竞争和流动，形成了资本市场，以及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这些变化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可能。
对于政企分开的问题而言，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寻找其他国有所有者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隶属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性”，要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分离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将是很难的。积极的变化只有当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备了流动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时才能开始。
国有企业改革除了股权上引入“活水”之外，还要建立完善国有资本统一监管体系，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当前国企改革只停留在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的整体认识阶段，还没有细化到基于国有经济功能定位而对每家国企使命进行界定、进而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具体操作阶段，这难以实现“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目标。未来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精细化分类改革”，我国国企改革与发展应该进入“分类改革与监管”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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