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访沪之旅和平落下帷幕，在访问行程中，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罕见地公开发表声明，称“从来没有讲过凡属泛民阵营的人都不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被问及“爱国爱港”的定义时，更是进一步提出“只要是热爱国家，拥护基本法，支持‘一国两制’”的最基本要求。众所周知，香港民主派一直以来表现出的一大突出特点是“爱国但不爱党”。有熟悉中共行事风格的人士透露，这次京官的表态中不提“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间接肯定泛民阵营中存在“爱国爱港”者。中央有意地将“爱国”与“爱党”区分开来，希望可以令民主派心中的大石落地，而这也显示出北京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已经决心求大同存大异，开始尝试理解泛民人士的复杂心境。
长期以来，“爱国爱港”都被解读为中央防止泛民入闸的招数。但其实“爱国爱港”对于大多数泛民成员而言都不是主要障碍，很多民主派都认为自己“爱国爱港”。事实上，“爱国爱港”人士确实不一定全在建制派内，民主派中也不乏一些心系国家与香港发展的人物，已故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叔”在这一点上的表现甚至要优于很多建制派的政客。可以说，真正困扰这一类人的并非是他们不“爱国爱港”，而是由于历史及个人情感等多方面原因，让这些人无法做到对目前国家执政党的热爱，才导致他们被视为“反对派”。上述现象普遍存在于如今的泛民成员当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担心自己会因为“不爱党”而遭受北京的政治审查，被排除在初选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如果真心决定在香港推行特首普选，就必须接受香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学会在某些地方做出适当的“松绑”，有策略地让政治环境宽松。
而这次京官首次清晰表明普选并不排斥泛民中符合“爱国爱港”标准的人士，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为的就是让“温和民主派”心里有底，中央不会“一竿子打沉一船人”，“爱国爱港”也不会沦为政治审查的借口，而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关键时刻求大同存大异，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支持是中共领导人一贯的政治思维。在香港政制改革转入快车道的当下，王光亚与张晓明所释放的信息中，北京的上述意图体现得尤为明显。两人所举的反面教材中也只有“与外部势力勾勾搭搭”和不守《基本法》两条，并无强迫泛民主派必须热爱执政党，这种宽松的定义旨在为泛民解除“不爱共产党就等于与中央对抗”的心魔。而张又特意强调在回港后的两个月内将与没有单独谈过的所有议员逐一约谈，“吃饭不吃饭都行，进中联办大楼或另外找地方谈都行，悉听尊便，希望某些议员不要再拒绝我。”可以看出，邀约的目的明显是想在香港政改咨询期结束之前与泛民党派持续保持沟通，将会面中听来的意见上报中央予以考虑，绝对值得引起那些想在未来普选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民主派成员的高度重视。当然，如果说中央这次对待泛民的处理方法上尚有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在争议多年的“回乡证”签发问题上未能取得进展。现时大多数民主派议员都未获发可以令他们自由进出
中国内地的“回乡证”，这次团队中几位议员得以前往上海访问也是凭借中央赐予的一张一次性的出入境证件。中央一再强调要以《基本法》作为准则探讨香港政治，却很难解释这些香港的民意代表们没有“回乡证”的事实。究竟是他们触犯了法律，抑或是政治上不正确？
毫无疑问，任何香港人在进入中国内地后有违法行为，应一视同仁地以内地的有关法律对待。但若这些人并无触犯内地法规，中央就理应允许他们拥有“回乡证”。个别像梁国雄那样的激进民主派议员，如果在内地寻衅滋事，完全可以像这次一样依法处理。
香港的民意也不会支持他们的莽撞举动，法院可以顺理成章地判决取消这些人的证件，该几年就是几年。如今这种常年不签发证件，一时兴起想让他们来访问就“恩赐”一纸临时通行证，回港后又不可以再来的荒唐做法则是极大的不尊重。港人最反感的就是京官们居高临下，对其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傲慢态度，在他们心目中这些举动是官僚主义和专制的代名词。傲慢与无理从来都不是中华民族的待客之道，何况这30多名泛民议员是被称为同胞的香港的中国人，还是香港人选出的民意代表，中央政府的决定更加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
正如中央官员指出的那样，对民主派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将心比心，如果要求泛民接受“一国”的前提，做到“爱国爱港”，自己也必须尊重“两制”的差异和香港社会中充斥的多元化声音。泛民主派长期以来最主要的政治资本就是敢于说真话，监督政府不惜“鸡蛋里面挑骨头”。要他们像建制派那样一样失去棱角，一味地拥护党的领导，相信该阵营里的每一名议员都不愿意承担违反泛民“政治正确性”所带来的巨大风险。面对内地与香港文化和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中央官员们在坚守底线不动摇的同时，也需要以高度的耐心去包容和谅解，而发还回乡证的举动就可以代表对泛民人士的一种宽容。
不论如何，中央此次允许全体立法会议员访沪并单独会见民主派成员，北京与泛民之间沟通的大门已经打开，而在香港迈向普选的道路上，中央领导人不仅要以大方、亲和、直率、随意的态度对待民主派，更加要以这种态度去影响和掌握香港社会的民意，因为惟有如此才能换回港人在特首选举上与自己形成共识，将香港完美地纳入“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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