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开四川后，沿江而下，考察了三峡，然后在武汉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听取河南、山东、江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关于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划以及安徽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汇报。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之后，他在长沙住了一天，4月13日，就来到了南国之都----广州。
这是毛泽东今年第三次来广州。1月23日，他从杭州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人陪同下接见了即将离任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其夫人。2月中旬，他从南宁回到广州，与广东党政军干部一起参加了春节庆祝活动。这次他第三次来到了广州。这是极其罕见的。他来广州，并非爱上了这里冬天温暖气候，还是因为工作----准备在此召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工业问题。
4月15日，毛泽东阅看河南省封丘县委3月20日给他的报告。其中说，应举农业社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苦战二年，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不仅战胜自然灾害，而且还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河南一直是灾害频发的地区，应举社战胜了自然灾害，谱写了“人定胜天”的壮曲。毛泽东很高兴，也激发了他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欣然提笔他写下《介绍一个合作社》批语：“‘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
他认为中国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景象。而过去中国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因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于是，他写道：“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在批语末尾，他写道：“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最后，他批示：“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短短的批语中，毛泽东虽然充满了激情，但对于赶美超英还是十分慎重的，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但秘书胡乔木具体落实时，综合各同志意见写了一个建议：
“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
毛泽东针对胡乔木这段修改批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而所谓“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是在上几次会议中党内多数同志的看法。但毛泽东再次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十五年”之说。
他相对来说还是冷静的。但其他同志的思想却开始变得狂热。
4月26日，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等人从北京赴广州，去与毛泽东等人讨论工业问题。在火车上，他们和陆定一、邓力群闲聊，从半工半读、普及教育，扯到乌托那、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提出一个“大公”的集体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名称，第一次在中国正式出现。
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讲话，再次谈到速度和时间的问题。在讲话提纲中，他在“十五年能否超过美国”后还是划了一个大大的“？”，并且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这次会议虽然是抓工业，讨论钢铁产量十五年超过英国等问题，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忘记更重要的粮食和吃饭问题，在汉口会议上，在其他同志发言时他插话说：“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500斤，北方360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在会议之余，他准备利用休息时间去广州郊区看一两个农业社，检查农村和农业的情况。4月30日下午，广州市郊区棠下农业社的社员们扶老携幼，齐集到村边南口，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棠下地处广州市的城乡结合部，是全省的先进农业社。1956年，棠下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和虫害，加上肥料短缺，刚建立起来的合作社面临着重大考验。社长钟叙本带领全社干部和群众进行抗旱、抓虫，大搞积肥和水利建设，在大灾之年夺得好收成，提前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各项指标，农业社也被农业部授予“爱国丰产奖”，钟叙本获得爱国丰产奖章。社里用盈余的钱发展生产，买了一台苏联产的吉斯货车。区区一个农业社能买上货车，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竟然却成了现实。社员们感叹地说：“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好。”也由衷感激毛泽东和共产党。
3时45分，路边拥挤的人群中有声音嚷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来了！”果然，绿树成荫的公路上，三辆小汽车自广州方向疾驶而来。
很快，汽车在村口停了下来。毛泽东走下了车。他穿着一双浅口黑布鞋，笑眯眯地缓步走到社员面前。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广州市长朱光正要把社干部介绍给他。谁知欣喜若狂的几百个社员一下子围拢上来，鼓着掌，欢呼着，将毛泽东团团围住了。
毛泽东含笑环视人群，频频举手答礼。社长钟叙本赶紧说：“让开一条路。”
众人自觉地让出了一条小路。
毛泽东沿着街道向村里走去，石砌的街道两旁都是密密麻麻的人们。毛泽东向他们点头致意。
进了村，钟叙本把毛泽东引进了农业社办公室。室内有一条长方形的桌子，钟叙本和社党支部书记梁富与毛泽东并排坐着。毛泽东逐一询问了他们的名字、年龄，接着便问道：“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
“今年比去年好得多了。”28岁的钟叙本回答。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社员自养的多少？”
“300多头。”
毛泽东听了表示满意，点着头说：“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养猪是毛泽东最提倡的事情。他主张多养猪来改善人民生活的。早在1956年11月，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写的一篇文章《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非常高兴，当即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12月23日，这个批语随宋保恩的文章一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随后，在毛泽东指示下，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毛泽东亲自在灯光下进行了修改。决定第五页上有句“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他在后面还加写上：“（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第六页有“除大城市外，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一句，他改为“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养猪可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毛泽东为此花了很大心血，多年来一直倡导和致力促进这件事。不久前，在成都开会时，他专门去了一个养猪场视察，当女饲养员介绍用糖化牛粪来喂猪，猪很爱吃时，他摸出日记本来作记录，并对随行的干部说：“来，我们都记上吧，这是群众的创造！”他还亲自给一头猪打了蛋清针，对女饲养员说：“谢谢你们！对我们教育太大了！”随后，在大会小会上，他一再提到农户要养猪的问题。几十年之后，四川成为全国养猪大省，有人回顾这段历史由衷地说：“四川的养猪业，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牛鬼蛇神’跑了，猪却繁荣了，我们有肉吃了。”这是后话。
此刻毛泽东还是不忘养猪吃肉的事情。在他与钟叙本谈话时，旁边的陶铸插话说：“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年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微笑着问：“你们合作社会散伙吗？”
党支部书记梁富利利落地答道：“散不了，铁桶江山！”“散不了？为什么？”毛泽东问道。
“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钟叙本说，“入社前，按照上小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一年纯收入107.4元。”
“现在呢？”毛泽东问。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牧入164元。”
毛泽东点着头，满意地、慢慢地说道：“啊，从107元增加到164元！”
陶铸笑着问：“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这才想起自己说了第一，没说第二、第三，连忙提高嗓子说：“第二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话未说完，在座的人已经纵声大笑。
全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毛泽东也用含笑的眼睛望着大家。摄影记者蔡忠植“咔嚓”一声把这个场景拍了下来。日后，刊载“毛主席视察棠下社”的图片，就是以这幅照片作典型。
接着，毛泽东询问了社里的公共积累，党、团员情况，社干部们都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勉励说：“大家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把生产搞好。”
然后，他指着在座的广州市郊区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问广州市长朱光说：“这几位同志是谁呀！”
朱光一一作了介绍。陶铸打趣地说：“现在是四级干部在一起。”
毛泽东转面对着陶铸说：“连你，我，我们是六级干部在一起了。”
大家跟着欢笑起来。
这时在社办公室门前的人越聚越多，欢呼声此起彼伏。毛泽东闻声，走出了大门，立即几十几百只手伸向他。他高兴地把手伸向大家。握手时，他总是笑，点着头说：“感谢你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
钟银地的老爷爷，今年80岁了，听说毛泽东来了，也跑到了门口等候。毛泽东在欢乐的人群中发现了他，立即把大手伸向他。钟大爷愣住了，错把左手给伸了过去，清醒伸错了手后，急忙高高举起右手，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笑着给他还礼。
毛泽东边同群众握手，边向着村庄西北面的干部试验田走去。走出村尾，在榕树脚不远的地方，便是一片葱绿绿的稻田。他站在田边，仔细观察后说：“这禾长得不坏！”陶铸问社干部道：“一季稻能打多少？”
“大约可打700斤吧！”钟叙本说。
接着，毛泽东问旁边的梁富利说：“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
梁富利回答说：“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着田埂走去。
广州不像北方，初夏的太阳就已经像火一般毒热。乡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广东人常戴的竹制的遮阳帽。毛泽东接过它，略略端详了一下，轻轻地戴上，笑着说道：“我也像个农民了。”
突然，他发现了一块奇怪的菜地。站在他旁边的人指着瓜田里的作物介绍说：“这是藿香，这是黄瓜，那是豆角、生姜，一块田同时种了四种作物呢！”
“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毛泽东表示满意。
再往前走，众人便来到了干部试验田。这时农民妇女黄三女气喘吁吁地从村庄赶来，拨开人群，跑在毛泽东的身后，将一柄布伞撑开，小心地给他挡住炎热的太阳，毛泽东理解她的心情，没有拒绝，只是笑着说：“你这么撑着，很累的啊！”
试验田的稻禾生长得特别好。社副主任钟礼明介绍说：“干部试验田一季稻计划收获1600斤，两季稻3200斤。”
毛泽东问道：“一季稻就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问罢，他一抬头，发现北面小渠那边的田垄上站满了二三十个戴着红领巾的学生。几十双乌溜溜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瞅着他，不好意思挨近过来。他立即笑着迎上前去。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勇敢地从渠那边跳过来，学着大人的样儿，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来这里做什么？”
任溥华高兴地回答说：“我们是广州市第三十中学的学生，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劳动来的。”
“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
任溥华操着普通话回答了毛泽东。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你们都懂得一点，可以讲一些了。”然后，指着他们问身旁的社干部说：“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钟叙本回答说：“社里劳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毛泽东转身往回走去，沿着旧路。一行人穿过村庄。太阳西下。毛泽东要离开村子了。四面八方的人流跟着他移动。他走到那里，欢呼声和掌声就在那里响起。毛泽东走在夹道欢送的群众中，特别关心老年农民，跟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欢呼声一直伴送他的汽车离开村口。
毛泽东到棠下村只是一次短暂的视察，然而，棠下人的幸福感却不短暂。当天从黄昏到晚间，整个棠下社都沉浸在幸福、欢乐的气氛中，老年人、青年、妇女、孩子，在街心上、在家里、在树脚下，一簇簇，一群群，兴高彩烈地议论着毛泽东参观棠下的一点一滴。党支部决定立即召开全社动员大会，叫大家永远不忘毛泽东对大家的关怀。在会上，有人提议团员和青年修一条幸福路，这马上获得鼓掌通过。第二天，青年们开始测量，连夜开工，第三天就修好了路坯，至今村西边的那条路还在走着。
在会上，有人建议说：“毛主席视察时，我们村的猪平均一人不到一头，要大力养猪。”
“好哇！”这也获得大伙儿的响应。
不久，全社的生猪增加到6000头，平均每人两头。
毛泽东视察棠下村，给棠下人留下了建设新农村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成为乡亲们最珍贵的记忆。村里人将这事编成了歌谣传唱：
毛主席来到棠下村，
跟我们社员来谈心，
他问庄稼长得好，
又问生产怎么样……
在悠扬的歌声中，棠下村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毛泽东视察棠下村的照片公布后，周恩来、贺龙和朝鲜主席金日成等30多位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也来到棠下，参观当地的深翻改土试验。这个新农村学习热潮持续很长的时间。1968年，巴基斯坦友人访华，在接受毛泽东接见时，赠送了100棵芒果树苗作为礼物。此时正好是毛泽东访问棠下村十周年的日子，中央办公厅以毛泽东名义转送给棠下村25棵树苗，但因水土问题，最后只成活了两棵。村民赶紧在两棵树周围做了不锈钢护栏进行围护，还添加了一个醒目的牌子放在旁边，上书“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送来的芒果树”。奇怪的是，种了20多年，两棵芒果长得树枝茂盛，叶子也很多。可它们枝繁叶茂，就是不开花结果。
直到1993年，一件很偶然的事情，终于改写了两棵芒果树只长叶子不开花结果的历史。这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韶山的少先队员组织到棠下村进行访问，带来了韶山的水和泥土。他们把它们倒在芒果树脚下，孰料第二年芒果树便开出了满树繁花，第一次结了果，芒果长大又香又甜。以后，年年结果，且果实越来越大，越结硕果越累累。
至今，这仍然是棠下人难解的谜团。
这是后话。
在广州期间，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集中研究了工业问题。会议一结束，他匆匆就赶回北京，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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