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就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后提拔了不少自己的亲信早已是众所周知。不过，当路透社破天荒的引用7名消息人士的说法，称习近平计划在未来几年里提拔近200名浙江进步官员至高层还是引起了外界关注。对于是否有多达200名浙江官员受提拔，尚未可知，可能性很小，但是习近平重视浙江旧部却是有迹可循，此前就曾指出，习近平在行政、组织、党建、经济、宣传等关键位置都大量起用“熟悉的人”包括习近平大学同窗陈希，也有中学时代旧识刘鹤，还有任职中央时的部属，如何毅亭、李书磊等，但更多的是习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时的同僚、旧将、亲信，其中以浙江为最。究其原因，浙江官员之所以大放异彩，缘于浙江作为习近平施政试验田的地位。
作为习近平政治真正的发迹地，浙江是习真正全面掌权和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省份，也是他得以全面展现自己执政理念和施政成绩最为亮眼的地方，外界甚至将习近平执政时期的崛起路径概括为“浙江模式”，认为可以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成绩的背后，习近平之外，必然离不开一批与习理念契合、能力过硬的官员辅佐，而这显然就是在习近平全面执掌中共后浙江官员得以高升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用人钟情浙江有玄机
众所周知，在到中央任职之前，习近平历经河北、福建、浙江、上海四个省市的不同岗位，而在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也从这些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提拔了不少官员。曾在《大胆启用“熟悉的人” 习近平无奈中的冲锋》、《观察站：习近平时代的“帝党”之局》就曾指出，习近平在行政、组织、党建、经济、宣传等关键位置都大量起用“熟悉的人”。这些“熟悉的人”中，既包括习近平大学同窗陈希，也有中学时代旧识刘鹤，还有任职中央时的部属，如何毅亭、李书磊等，但更多的是习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时的同僚、旧将、亲信，其中以浙江为最，包括钟绍军、黄坤明、蔡奇、陈敏尔、李强、夏宝龙等一众老部下均获高升，其中缘由颇为值得探究。
1982年3月，习近平辞去军副主席耿飚秘书的工作，到河北正定任县委副书记，一年后，担任县委书记。从1982年到1985年，习近平在河北从政3年，并与那里的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习近平3次赴河北考察。不过，相较于浙江多人获升，河北只有当年“志趣相投”的邻县同僚栗战书获得重任，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河北任职时，由于层级较低，习近平接触的不是他上级，就是基层的官员和普通民众，相较接触面较窄，而另一方面，当时与他接触过的官员走上高位者寡，因此也就没有更多的人选。
1985年，习近平由正定县调到福建工作，在福建的17年半时间，先后在厦门、宁德、福州等地任职，2000年1月当选为福建省省长。然而，在习近平上位后，来自福建的摆得上台面的只有习近平的老部下龚清概入国台办出任副主任，这显然缘于习近平在福建并不顺畅的政治生涯。习近平在福建的的政治生涯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同时其政绩也不够突出，没有留下根基。1992年，习近平担任市委书记的福州市提出2000年远景规划：到2000年福州市整体经济实力达到同期的广州市的水准。然而，到2002年习近平从福建省省长职位离任之时，福州市的综合实力不但无法与广州市相比，而且己经不在同一个级别了。其中缘由除了客观环境有异外，恐与习有雄心大志而势不在他、无人可用有莫大关系。
这也被认为是目前习近平身边并未出现其任职于福建时的官员的主要原因。
另外，习近平在福建从政期间，福建爆出大小腐败案件数以千计，尤其是远华走私案更是牵连颇深，这也被认为是习近平冷落福建官员的另一重要原因之一。
2002年10月，习近平从福建调任浙江，代理省长职务。一个月后，习近平接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与福建相比，习近平虽仅在浙江工作了5年，但这是的他已经是可以说了算的“一把手”，他可以在这里尽情展现自己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抱负。作为习近平的施政理念推行和实践的“试验田”，他在浙江期间的政绩最引人瞩目。在浙江执政5年间，习近平提出“八八战略”、“五大百亿工程”，重视民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吸引外资并增强民间资金流动，到2006年，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万元人民币，农民人均收入超过7,000元人民币，位居中国省级行政区第一名。这一成绩可以说颇为亮眼，其施政理念得以自上而下的推行，获得骄人政绩背后，必然得有一批与习执政理念契合、能力过硬（起码习认为过硬）的官员辅佐，这些经过5年锤炼和合作的人，对于习近平而言用起来更为顺手，这也是习近平上台后屡有浙江官员获得重用的原因。当然，除去这些官员均与习近平有过不容忽视的政治渊源，他们所共同具有的低调、务实的特点也是核心要件。
而之于上海，习近平仅仅在陈良宇案发后担任了一年“救火队长”，对当地官员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了解，这也就是也没有什么上海官员出现在习身边的原因。唯有现任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办副主任丁薛祥，是习任职上海市委书记期间的大秘书，作为习近平的“左膀右臂”，丁薛祥助其很快就稳定住上海的局面，完成“一把手”易人平稳过渡。
不容忽视的习式“改革样本”
在薄熙来锒铛入狱和他所主导的“重庆模式”破产之后，中国官方早已开始讳言“某某模式”，但这并不意味这就不存在，习近平治理浙江时出现的“浙江模式”也是其中之一。
所谓浙江模式，在官方的宣传中，是指国家支持发展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但中国国情研究者认为，还应该包括对地方基层民主发展和扩大民间社会空间的尝试。有论者曾经指出，“民富省强”的浙江模式，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重庆的“共同富裕”，打开一扇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亮窗口。“浙江模式”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民营、民有、民享”特点的典型市场经济模式，最显着特点就是：首先“民富”，然后“省强”。有学者概括称：所谓“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民本型、内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基本特征是：“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块、大产业”，“小资源、大制造”，“小资本、大经营”，发展之道就是典型的市场经济。
根据维基解密2010年透露的当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和美国驻华大使之间的谈话，习近平曾在向美国大使描述浙江模式时说，浙江省的私营企业发达，社会贫富差距缩小等。浙江模式就是政府多服务少干预，逐渐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它体现的是政府尊重、扶持和管理市场，而不是扰乱、压抑和掠夺市场。据称，当年在福建任职时，习近平就提出要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要建设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务，后来，他又将建立服务型政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习近平认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自己定位准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规范是什么，做那些不错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该管好的事情，把那些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
而这也就是“习李政府”现时所推行的“有为政府”，“习李”施政以来简政放权和打造有为政府方面动作和力度颇大。
习近平主政浙江所作的《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记录了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所作的报告、讲话、文章和批示摘编，这本书被认为集中彰显了习近平一贯来的执政思路、风格和工作作风，目前中央开展的许多工作在书中有章可循。比如，根据这本书的披露，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时就曾提出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也意味着习近平现时推行的一些政策，在浙江任职时期就曾有过“实践”。
当然，浙江改革发展30年，功劳当然并不能归于习近平一人。但普遍认为，在习近平主政浙江的几年，他的眼光和决心对浙江转型起了重大作用。在浙江任书记期间，习近平倡导把“浙江模式”提升到决策层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他转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他还带领上海党政代表团到浙江去学习“浙江模式”。
习近平曾说：“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比如促进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已成为突出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够和谐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
这番话，说明他很早就将在浙江主政的实践，有意识地灌注了为全中国的发展“趟路子”的意义。从这一个角度讲，习近平浙江时期的施政，对于理解现时习近平所推行的各项改革具有范本意义。因此，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之众的、与习近平有过交集的浙江官员被放到了如此之多的关键位置上。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