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海海事法院依法扣押日本商船三井公司船只”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1日表示：“中方的一系列对应动摇了日中联合声明中的邦交正常化的精神，会对在华日本企业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深切忧虑，并希望中方采取切实对应”。
“上海海事法院依法扣押日本商船三井公司船只”源于中威船案赔偿未果。
缠讼26年的“中威船案”肇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船王”陈顺通将两艘轮船“顺丰”轮、“新太平”轮借给一家日本公司，轮船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神秘消失。此后，陈家三代人相继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提起诉讼。
1988年12月30日，原告陈震、陈春（陈顺通之孙）等为与被告日本海运株式会社(现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追索“顺丰”轮、“新太平”轮船舶租金及经济损失。
诉讼期间，原中威轮船公司创始人陈顺通的孙子陈震、陈春诉称，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从1937年8月起再未支付租金，并在合同约定的还船日期之后仍占有和使用两艘货轮，直至其沉没，要求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赔偿其经济损失312亿余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0亿元。被告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则辩称，由于两艘货轮在1937年分别被日本军方“拿捕”，后由日本政府占有而导致租船合同终止，当时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履行合同期间没有违约或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后认为，日本军方在1937年扣留两艘货轮的事实成立，但目前尚没有可以界定“捕获”性质的证据，也没有两艘货轮发生转移登记的证据。同时，1937年7月以后，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两艘货轮并未按合同约定被安排到安全的海域航行，导致轮船在合同期内被日本军方扣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对此有过错。
此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明知船舶所有人为中国公民陈顺通的情况下，又继续占有两轮，既不及时告知船舶所有人详情，又不支付合同费用，构成侵权。 由此，法院认为，从租约期满起至两轮沉没期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属于非法占有两艘货轮，应对船舶所有人实际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上海海事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2007年12月7日，依法作出判决，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支付及赔偿原告陈震、陈春“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租金、营运损失、船舶损失及孳息2,916,477,260.80日元。2010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0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上述案件是一起涉外商事案件，该案判决生效后，原告方依据法律规定，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要求被告履行判决确定的支付和赔偿义务，依法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海海事法院于2011年12月28日依法向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发出《执行通知书》。期间，双方当事人曾多次进行和解协商未果。2014年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简称上海海事法院)为执行生效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嵊泗马迹山港对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船舶“BAOSTEELEMOTION”轮实施扣押。
2014年4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开表示：“中方的一系列对应动摇了日中联合声明中的邦交正常化的精神，会对在华日本企业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深切忧虑，并希望中方采取切实对应”。
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介绍，日本说法的所谓依据即《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方以此为依据，认为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同时放弃民间赔偿，但非常清楚的是，在条约文本上，没有任何直接与所谓的“个人请求权”有关的含义。
1972年中日签订的联合声明，只是中国政府宣布放弃赔偿要求，而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因此，中国的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提出赔偿，有国际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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