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结束欧洲之行20多天后的4月21日，央视罕见在黄金时段推出“特别节目”，以纪录片的方式展现习近平为期11天的访欧之旅，称习近平开辟了“亚欧大陆桥上全新的里程碑”，足见中共方面对习近平访欧之看重，对于习近平访欧的意义，虽然中国媒体极尽吹捧。但客观而言，作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首次与西方的“亲密互动”，还是向外界展露了习近平在外交上的主动出击、积极进取的态度。
回顾习近平欧洲之行不难发现，在长达11天的访问以及4场密集演说中，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国所具有的5,000年历史文化，紧扣中华文明这一主题，习近平在欧洲的第一次演讲就倡导尊重和保护文明多样性，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访欧之行所发表的演讲具有明确的目的，利用欧洲这个大外交舞台，习近平以更为现代、更容易让西方接受的公共外交方式，通过演讲倾力宣扬中华文明独特性，以及中华文明影响下，中国所选择的有异于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具有强烈的破局色彩。
文明交融VS意识形态对抗
中国，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不过，在现代中西方政治中，意识形态的争斗是双方不容回避的事实。作为红色政权捍卫者，习近平上位以来以“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立意，意图摆脱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绑架”。过去一年多时间以来，习近平更是多次表现出对前车之鉴的忧虑。
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最醒目的部分是重提苏联解体的历史，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甚至说面对苏共的垮台“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可谓痛心疾首。而在习近平“著名”的“8•19”讲话，以及官方表态中，中共希望能够抢占更多的媒体阵地，尤其是在日益占据更大舆论空间的网络媒体上推销自己的正统的意识形态，习近平声称这项工作“极端重要”。
一段时间来，习近平更是以向传统文化回归为手段，致力于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此前曾指出，接下来习近平要做的，便是让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获得全世界的认可。而要想意识形态获得认可，文化上的认可是必须的。习近平在欧洲大谈文明，强调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样“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应独尊某一种文明”，显然是意图通过倡导不同文明共存共融，获得文化上认可之后进而消除意识形态上的排斥。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为了把中欧关系推向前进，中欧双方需要加深相互了解，尤其是政治互信。”3月28日，习近平在柏林发表演讲时，强调了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以更为现代、更容易让西方接受的公共外交方式，通过演讲倾力宣扬中华文明独特性，以及中华文明影响下所选择的有异于西方的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具有强烈的破局色彩。可以预见，在未来习近平外交动作中，有关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议题将会更多。当然，这种积极的柔性外交方式，是为中国更趋强硬进取的外交战略服务的。
习式外交战略的鹰派色彩
以习近平为最高领导人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以来，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和平崛起，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外界感受到的却是中国日益强硬的外交姿态。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向世界表示，中国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去年11月23日中国出人意料地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范围涵盖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而在欧洲之行中，习近平在德国柏林的演讲中更是直接敲打日本，再次显示对日强硬姿态，展现了习式外交的“鹰派”色彩。。
原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曾撰文分析，中国进取的外交战略和强硬的外交手段，首先源自习近平本人的因素，习近平的强势风格已经从其反腐中可见一斑，针对外国对中国的挑衅，预计他会采取比前任领导人更不合作的态度；其次这样的战略也反应了中国实力壮大后的自然反应，其中当然也包涵着民意对外交的制约和影响。
邓聿文称，习近平提出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会刺激和膨胀大众的“大国”意识，而此种意识不允许中国外交出现在民意看来是“软弱”的表现，这就会倒逼中国外交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方式和手段。
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抛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方针？外交学者之间存在争论。至少从目前来看，即使没完全抛弃，也是加强了这一方针中“有所作为”一面。“有所作为”就表明，外交要进取，不能只是被动防御。中国的《孙子兵法》说，进攻本身就是最好的防御。中国外交所展现出来的姿态已经证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战略更为进取，外交手段更趋强硬。
未来6年是关键期
众所周知，以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再过6年，中国或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跨过一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将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到那时，全球对中国的理解将完全不同于今天，中国也将面临全新的内外部环境。旅法学者，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曾指出，以西方的视野来看，这是西方崛起主导世界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不仅它们面临着理论的挑战，中国也同样。面对全面崛起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中国，如果说西方不得不再度调整对华外交政策，中国面临的则是如何调整对“洋”乃至全世界的政策。至少到时中国再也不能以“发展中国家”自谦，而不得不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而这一切，中国都需要在这6年完全准备好。未来6年，可以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点，也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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