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4月29日高调宣布习近平将主持下个月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亚信峰会）。据透露，届时习近平将抛出自己成熟而完整的亚洲安全观。目前已有近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将派团与会，其中14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8位国际组织负责人确认与会，阵势不可谓不强大。毫无疑问，这将是习近平又一次彰显政治号召力的舞台。稍早前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竟不吝溢美将“世界领袖”的称号送给习近平，对于习本人而言可能确无必要笑纳这一高帽，但不得不深思的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能有怎样国际地位的飞越。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倘若说当年毛泽东与美苏分庭抗礼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邓小平及其两代接班人又囿于国内困境重重难有巨大突破的话，那么步步在逼近超级大国美国时，世界政治经济版图能否因为习近平，更确切说因为崛起的中国而被重置，便显得极有意味。从习近平上任后的一系列举动可以发现，习近平不仅有那个雄心，也有那个资本去完成一次“逆袭”。当年囿于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未能全面走出去展现“王”者风范。而今，时过境迁，历史为与毛泽东一样自信强势、踌躇满志的习近平提供了舞台和契机，习近平乘中国崛起之东风而“王天下”可谓是时也势也。
今时不同往日 习独立外交有底气
4年一度的亚信会议（CICA）虽然囊括亚洲大陆全部却只是一个有关安全问题的多边论坛但中共政府如此高调看待可谓“匠心独具”，其背后暗藏勃勃雄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称，本次会议将是亚信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我们要向世界发出这样一个声音，亚洲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主导解决，亚洲国家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维护和促进亚洲的安全。”根据秦刚的描述，届时在4月29日正式宣布，中方要推动本次峰会树立亚洲新安全观，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的新架构。可以看出，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规则的追随者，而是逐渐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所谓“时势造英雄”，多少英雄豪杰受制于客观条件功败垂成。在国际政治舞台，各国之间角力无不以势力为根基。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俄罗斯急于搭乘中国的经济快车，而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持续低迷，亦不断重申中美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其在“六四”后对中国施行的经济封锁制裁等惩罚已不再灵光，国际社会制衡中国的立场渐渐退化。正如观察人士所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可以分化瓦解对手的政治实力，使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特性在习近平时代迅速显现。
从上台至今，习近平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包括一次“特别”的出席索契冬奥会捧场）的出访，周边外交、大国外交、第三世界外交均被整合其中。与之前中共领导人出访的“循规蹈矩”不同，习近平多次携妻子彭丽媛出席众多活动，在国际外交的折冲樽俎、纵横捭阖，显得颇为自信和自如。习近平在上任之初首访俄罗斯，中俄签署的联合声明在阐述对“对方主权、领土完整、核心利益”表达立场时，罕见使用了“互相坚定支持”这一词汇，同时声明也将两国关系从2012年的“深化平等信任”升华到了“合作共赢”，充分显示出中俄“准同盟”的建立；在非洲，习近平强调“任何国家发展同非洲关系，都应该尊重非洲的尊严和自主性”，直接回应中国在非洲拓展经济势力是在搞“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平衡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中国威胁论”；在拉美，习近平寻找促进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来源，为急需能源的中国拓展供应“后院”，并未顾忌在拉美的动作是否有针对美国的意味；在中亚，习近平主动表示不主导该地，但面对美俄的攻势，习近平却同时释放信号，绝对不允许中亚成为针对中国的前沿阵地；在东盟，习近平提倡摒弃冷战思维，但同时也暗示美日不要生事；在欧洲，习近平盛赞戴高乐与中国建交，亲自迎接横穿渝新欧铁路的中国列车，彰显“新丝路经济带”的战略意味，处处透露出中国外交的“去美国化”，努力推动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奋发有为”“与时俱进”、“更加主动”，中国外交姿态发生了质的变化。
承袭毛思想 打造第三个世界
当然，时势造英雄，又何尝不是英雄造时势？当年梁启超曾评清季权臣李鸿章爱其才、惜其识，于是最终只能“感其遇”。当年毛泽东不也踌躇满志，不甘心在社会主义阵营终身尾随苏联“老大哥”甚至欲与美苏试比高吗？然而，社会主义中国草创阶段，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毛泽东只得唯苏联马首是瞻，奉行“一边倒”策略，即使此后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求生以“两面出击”巧妙地周旋其间，但毕竟“体力”不支多受制于人。
这也迫使中共在美苏之间开辟“第三战场”，把目光盯向更为广阔的亚非拉世界，也正是毛泽东所谓的“第三世界”，这是毛泽东世界主义思维习惯的典型。他在会见肯尼亚总统时提到三个世界的划分概念。这个概念不单单视中国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更透露出中国试图通过领导第三世界鼎立于世界、改变世界的雄心。
彼时，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缓解了在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威胁和压力，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并未彻底跳脱以意识形态划分亲疏远近的窠臼。中国的外交依旧强调斗争的“革命式外交”，以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对“第一世界”的美苏两国要“斗争”，“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等其他西方国家要“联合”，“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要不计代价地“支援”。中国最终并未超越意识形态束缚，其独立外交由于太偏重“国际阶级斗争”而使中国不断在国际外交中陷入被动。如今，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红二代习近平，对毛氏思想有着天然的亲近，在外交上依然能够看出毛泽东三分世界国际观，他对非洲政策的阐述上尤为明显，如“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将继续为非洲发展提供应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所陈述的非洲政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毛泽东三分世界理论。这其实释放了一个重要信息：习近平欲从这套理论中继续寻找指引，并欲超越时代局限，从积极推动第三世界的团结，转而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帮助第三世界发展经济；同时，借着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构，平衡中国崛起对一些国家构成威胁的谬论，为世界多元发展提供助力。
由习近平操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抛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当时看起来玄之又玄、虚而又虚的口头概念。此后习近平对美国喊话“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下两个大国”，又在非洲大陆倡议以“亲、诚、惠、容”取代“真、实、亲、诚”4字方针，二者突出何在？一个“容”字既继承之余更凸显了超越毛时代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倾向。中国既要与美国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又要以正确义利观立足非洲决不走殖民者的掠夺老路，还要以亲诚惠容构建和谐周边。可以看出，习近平的世界梦不单单是要改变世界，更是要创造一个新世界。
遥想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欲与天公试比高”毛泽东，不甘心在社会主义阵营终身尾随苏联“老大哥”，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求生以“两面出击”巧妙地周旋，并提出了第三世界理论三分世界。但囿于社会主义中国成立里之初的国内国际困境，雄心勃勃的毛泽东未能全面走出去展现王者风范（毛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而之于邓小平，其虽以灵活强势的外交手腕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于世界，并通过其两代接班人的延续为世界所接受，但囿于国内困境重重难有巨大突破的。如今，习近平治下当中已经是步步逼近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现在的估算，在他任内还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习近平已有足够的资本实现重树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资本，而从习近平上任后一系列外交动作来看，习近平也有实现“逆袭”的雄心。历史为与毛泽东一样自信强势、踌躇满志的习近平提供了舞台和契机，习近平乘中国崛起之东风而“王天下”在乐观者眼中可谓是时也势也。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曾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告诫台大学生跳出西方思维，将中共当下的兴起放在大历史中去观察。在他看来中共大陆是有资格与西方并峙而立的，其崛起甚至带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中国只是在逐渐恢复三百年它应有的地位而已。生逢此历史大变局中，作为中国的掌门人，习近平得其“势”但显然更需要“因势利导”去实现一个在其他国家看来太过于咄咄逼人的雄心，推动世界新秩序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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