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境外媒体一直十分活跃的中国政情观察者高瑜近日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刑拘。许多声音表示，中共此举与近期意识形态高压或即将到来的“六四”25周年有关。但也有分析认为，当局情报和国安部门对于多年来高瑜的所为应当早有所察。之所以在愈半年后才将其逮捕确实契合“六四”的时机，更合理的解释或是以确保国家安全为使命的国安委在草就初创之际烧出的一把烈火。而且，相关部门此次出手有乱世用重典之意。
不过，执政党也需认识到，对异见人士和不同声音的激烈反应往往会造成人人噤声、万马齐喑的后果。而后者本是中国“一言堂”式密室政治的监督者和补充。因此，执政党防止“安全至上”的国安委边界过度膨胀，还需注意对不同声音的区分，给社会舆论更多的空间和宽容。
异见人士高瑜入狱为哪般？
高瑜在2014年4月24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逮捕，被指将2013年8月中共高层刊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外界所传的“七不讲”）透露给境外媒体，一度引起强烈关注。该文件本来只被要求在市地师级以上干部中传达。高瑜之前经常会为境外媒体提供稿件，透露一些涉及到中其高层难以证实的政治细节，并阐述自己不同于官方的异类时政解读，其中不乏一些对中共来说比较辛辣尖锐的批评和权斗思维。也正因此，高瑜获得了“著名独立记者”、“敢言者”等称号，以及大量新闻自由类奖项。
此次官方发布的证实消息，迅速激起一波外界声援高瑜、批评中共政治高压的声音，包括国际人权组织和一批颇为知名的境外时政媒体。有分析认为，联想到自去年4月始的中共反宪政、“7不讲”、反普世价值等捍卫意识形态浪潮，此次浦志强、徐友渔、高瑜等体制外异见人士被捕，应当是中共维持意识形态高压政策的继续。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高瑜确实是在去年8月份就将“国家秘密”外泄，以中国国安和情报等部门的能力应当早就知晓，但为何直到数月后才将其批捕？在此期间为何又容许她在境外媒体发表一系列涉及高层政治的负面“内部消息”？此次行动是否与即将到来的“六四”25周年有关？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政治整体上迅速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再谈意识形态其实已经不合时宜。此次批捕高瑜，醉翁之意在于敲打在中共看来持“反共”立场的一系列境外媒体，或许已经无关意识形态，而是事关到“国家安全”。即将到来的“六四”25周年只是为这一行动提供了理由和契机。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已经是过去式，而“国家安全”则更为准确和中性。该词也同美国国土安全部一般，是法治化和现代化政治演变的产物。新成立的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任组长的国安委人事配置和级别极高，使命重大，权责广泛。中国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指出国安委肩负四大职能，在推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方面，其触手延伸到了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信息、情报等领域。这也反映了国安委以“确保国家安全”为使命对党政各方面力量的统合和掌控。而且，西方国家政治渗透、思想渗透、组织渗透等，都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国安委的出现及由此导致的权力集中，可见中共新领导层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高瑜及部分境外媒体的做法，直接影响是宣传中国政治消极面，长期结果无疑会被认为有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嫌疑。
另外，虽然当前的中国经济总量屡攀新高，并隐有取代美国之势，但是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腐败特权、贫富分化、官民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共执政危机都已十分严重。
尽管新决策层正在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反腐和改革，但是在此过程中，同样需要政治局势的总体稳定。特别是在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来自高层的政治高压传达至执行部门就会很自然地转化为坚决激进的行动。对于执政党来说，国安委相关部门为确保局势可控而大兴维稳、打击体制外异见声音也具有了必要性。
舆论需更多空间和宽容 国安委需明确边界
资料显示，高瑜曾是官媒中新社记者，并曾在1989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六四事件”是高瑜人生转折点，之后她便经常为境外解读中国高层政治，并常常从政治斗争和权斗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政治现象和运作。这种解读因为十分符合中国以外媒体过去的思维习惯和口味，因而在国际舆论中传播甚广。当然，这种分析对中国执政党中共和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事实上，在1994年时，她就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6年刑期。时隔20年后，高瑜又获性质类似的“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虽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是一份党内文件，但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政党中的秘密事项也应属于国家秘密。所以，单纯从中国法律的角度来讲，如果高瑜确实向境外媒体提供了这一党内通报，基本可以据此判定罪名成立。
有分析人士认为，将党内文件上升为“国家秘密”，其实带有某种党政不分的模糊性，或是理解为中国党政一体的特殊性。但是对党内文件的保密行为，却印证了外界对中国政治是“密室”政治的既有看法。一方面标志着党内党外两种政策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是整体性政治行为，因为事关全民或国家，本来就应对外公开，越是遮掩越会引起外界好奇。各种小道消息传闻谣言的产生和发酵也就顺理成章了。
分析人士认为，执政党中共不得不考虑的一点是，对高瑜、浦志强、徐友渔、崔卫平等意见领袖的集中批捕，会造成加强舆论管控、压缩舆论边界的后果。在整个国家机构大举维稳的背景下，这些活跃人物的相继销声，很容易造成中国本已十分敏感脆弱的社会文化领域人人噤声、万马齐喑的后果。事实也多次证明，这种动因和结果的相继出现具有近乎必然的相关性。对异见人士的管控虽然是国家安全的一个不得不做出的选项，但又与高层宣示的“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网上舆论包括骂声都要听”等指示精神相背离，而且对于更为高远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会起到阻碍作用。这种两难选择也是对决策层的一种重要考验。另外需要深以为戒的是，权责广泛、力量强大的国安委必须做到自我控制，在保障国家和百姓安全的过程中，必须尽量避免权力过度膨胀造成对民众权益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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