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各地暴力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恐怖主义成为当下中国最紧迫严峻的现实挑战之一。中共党报《人民日报》5月12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提出中国反恐需要“内病外治”。但英国媒体引述评论认为实际上中国所达到的层次仍很有限，在更深刻的根源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显示它仍没有足够的重视文化因素。
威胁升级
仅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就发生了多起官方定性的“暴力恐怖”事件，其中包括昆明火车站持刀砍人案、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案等。
香港《南华早报》刊文指出，如果说9·11是世界恐怖主义活动走向高发的转折，那么在中国2008年3·14事件前后也形成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的恐怖主义事件，例如，伊拉克冲突中，中国工人经常成为武装分子的绑架对象；阿富汗混乱中，中国援阿人员曾惨遭杀害等；第二类则是“三股势力”在中国的边远地区频繁发动的恐怖袭击。仅在1992年到2001年这十年时间里，“三股势力”就在新疆境内制造了200多起暴力恐怖袭击。
3·14以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升级，两类新情况值得警惕：境内外恐怖组织勾结愈加紧密，它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个体自杀式爆炸、冲击地方党政军部门和小规模伤害无辜民众等作案方式，开始学会利用特殊的“政治时机”，在敏感度较高和人群密度较大的地点，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惨案。
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个别普通民众，出于各种原因，开始“仿效”恐怖分子进行自杀式袭击，借此来报复社会、报复政府。以公交纵火爆炸系列案件为例，贵阳2.27公交纵火案，厦门6.7 BRT纵火案，成都6.5公交纵火案，北京7.28公交纵火案，昆明7.21公交连环爆炸案等等，它们无规律的从东向西、由南到北的发生，切切实实的让全中国百姓感受到：原来恐怖主义袭击离自己并不遥远。
“内病外治”
针对当前反恐的严峻现实，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栋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打击恐怖主义中国也需‘内病外治’”。
张家栋引述美国国务院2013年度《恐怖主义国别报告》称，世界遭受恐怖袭击次数最多的6个国家中，中国周边就有5个，分别为第二至第六名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泰国和菲律宾，它们在2013年发生了4,600多起恐怖事件，占同期世界恐怖事件总量的近一半。张家栋分析，“中国恐怖主义威胁短期恶化的重要因素”，主要是“世界恐怖主义浪潮的外溢”、“美国反恐战略调整的转移”以及“中国崛起与各类反华势力的冲突”。
《人民日报》的评论得出结论：“加强国内反恐能力建设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斩断国内恐怖主义势力的国际触角，不能断绝其在意识形态、资金和活动技能等方面的国际来源，也很难防止恐怖主义的一次次死灰复燃。”
如何“斩断恐怖势力的国际触角”？张家栋认为，“建立、巩固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积极依托国际合作”是关键。
有限合作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反恐问题专家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分析说，中国近年来的确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以对付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恐怖袭击威胁。但是，潘睿凡认为，与西方国家的这种合作只能达到一定的层面。
一方面，中国呼吁国际支持的确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尴尬，比如需要澄清什么是“恐怖活动”，中国国内的“恐怖威胁”与比如美国国内面临的“恐怖威胁”有何实质区别。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对付“恐怖主义”的手段和做法。
潘睿凡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恐”已经超越了用安全手段对应的阶段，转向预防和确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中国的“反恐”仍然处于使用强硬手段的状态。抓捕、镇压甚至处以极刑。特别是过去一年来中国在新疆地区的做法，似乎更注重安全和经济手段，而没有对文化等因素予以足够的重视。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在新疆的做法是“火上浇油”。而任何来自西方国家的批评或质疑又会立即招致中国的愤怒反应。
潘睿凡称，西方国家没有人否认中国面临严重的国内恐怖威胁。西方与中国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应以及是什么造成和驱使恐怖活动。
而中国被视为是一个极权体制，这与西方的民主人权概念搅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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