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怎么了？
截至目前“电视剧小年”似乎并未止步，但并非因为“剧荒”，而是“好剧荒”。没有好剧的日子，电视剧场收视不振，电视广告投放缩水，制片方回款难，只有拿片酬的演员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去年至今，电视剧没几部出彩的，但是电视剧圈却很热闹。在大众看来，这个娱乐圈有点光怪陆离。它有着最高的曝光率，也隐匿着诸多秘密。有些是暧昧不能言的，有些是圈内公开的。而能够公之于众的，多半需要一个契机。
为什么是2014？
这世上，很多的不合理都合理的存在着。年景好的时候，一切的忍气吞声都是值的，但年景不好时，市场的功利性会更加突出。
今年，关于电视剧的3个话题都不新鲜。片酬问题年年谈，但年年涨，有人“投机明星”，也不免被市场投机；编剧从被侵权，一路“奋斗”到被砸饭碗，但总体趋势，名利上还是有所得的；“电视剧签收视率”----电视台的罪状又添了一条，但其实这个“强大”的播出平台，在当前的多屏竞争环境下，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一年20多部剧，有多少留在观众的记忆里？截至目前“电视剧小年”似乎并未止步，但并非因为“剧荒”，而是“好剧荒”。没有好剧的日子，电视剧场收视不振，电视广告投放缩水，制片方回款难，只有拿片酬的演员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剧集品质不高，片酬涨势不减，制片方被指牺牲制作经费，电视台被指唯收视率论，主创人员则被指创作乏力。究竟谁该为“小年”埋单？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追究责任也许是论争的起点，但所幸，在这场关于片酬、关于创作、关于制播的三大议题上，空谈少了，谈问题的多了。演员、编剧、导演、制片人、电视台负责人，乃至解决过法律纠纷的律师，都出来对所了解的情况做技术性分析，比之过往的口水、掐架，要有营养得多了。
片酬问题，反映的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并且涉及利益分配；编剧与演员论争，反映的是创作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不合理，“名”有时也是“利”的另一个代名词；制播体系的革新更是涉及上层建筑如何与市场规律统一的大课题。
出于竞争需要，电视台近两年更偏重在综艺上发力。多年积累下，综艺竞争已经进入高级形态，而电视剧的竞争开始面临转型挑战。更何况，网络自制内容悄然兴起，正筹谋着下一个“纸牌屋”。
美剧、韩剧在网上的火爆，对中国影视剧从业人员从业务到心灵的冲击不小。各类“美剧是怎样炼成的”、“韩剧为何这么火”的分析文章频频刷屏。三人行，择善从之，不善改之。在从善如流的热情中，是否也该适度冷静？
美剧的生产模式一向被国内奉为典范，对它们的解剖分析甚至可以用尺子去丈量。但美剧在比我们规范的同时，绝非全无问题，否则就不会有美国编剧协会的罢工。他们的优势不在于没有问题，而在于有能力解决问题。
韩娱产业也成为眼下热捧的范例。但它的辉煌也是以牺牲很多人的权益为代价的，韩剧的演员、制片人、电视台等，只是找到了彼此妥协和各取所需的平衡点，而他们在自己的角色中也足够兢兢业业。当韩流大肆席卷人民币的时候，韩国人民的内部矛盾也许就算不上什么事了。
之所以美剧不是韩剧，韩剧成不了美剧，就是因为他们在尊重创作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符合各自市场的文化气质和产业逻辑。中国市场也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有本土的特殊环境，中国影视制作产业也应有自己的产业逻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应是伤春悲秋，不应是推诿抱怨，而应有自己的解决机制。
电视剧制播产业链不同环节爆发的问题，正逼迫着从业者思考：如何重新认识市场？新的市场需要怎样的规则？如何在新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身价值？
・演员为什么这么贵
文/张莉
2011年，在某影视节目展上，孙红雷[微博]被爆片酬70万元/集，与会者无不咋舌。时隔三年，2014年4月的第十三届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有消息称演员片酬报价最新纪录是200万元/集，且这不会是上限。
演员片酬一路高企，俨然已成为“众矢之的”。一两个演员的片酬能占到全剧制作成本50%-70%的情况时有发生，被视为拉高行业风险最突出的因素。然而，片酬问题并非孤立的存在，它与政策管理、现行制播机制、市场专业度、行业自律，乃至时代风向和职业道德等都有关系。
片酬问题困扰影视行业多年，它是电视剧制播链条各环节乱象的集中体现，不可能以“一刀切”的方式迅速冷却。只要还有适合的土壤或没有有效的平衡机制，片酬仍会有继续上浮的空间。
利弊是相对的概念，业内对片酬的看法也不一而足。市场本身就是理性与盲目交织的一张网，片酬结构也有复杂的多样性，明星与演员的市场定位和号召力存在巨大差异。而演员整体价格走高的背景是：电视剧市场制作量级今非昔比，对高片酬的容忍度一再提高。
当然，畸高的价码跳不出时代的局限，这也是即便有人喊出200万元/集的片酬，但在目前市场行情下并未实现的原因。据可靠消息，目前实际成交最高的演员片酬为130万元/集。
行情：水涨船高
尽管经历了“电视剧小年”，但电视剧交易市场的火爆依然挡不住。目前市场上， 2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已经不多，一部中等投入规模的电视剧起投资步价在3000万元以上，大制作一般要8000万到上亿元的规模。其中，演员片酬是占了制作成本的大头。
“一方面，片酬涨幅过快，片酬占制作成本比例高；另一方面，片酬价差也很大。”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漆鹏表示。
就记者的亲身体会而言，2011年的采访中，尚有部分制片方会强调某部剧集的演员成本尽量控制在1/3或偏上，但今年大都表示演员成本已经普遍达到项目总成本的50%以上，多数为60%-70%。
“我的项目中，如果全部演员的片酬总和占60%左右是可以接受的。大家比较有意见的是，有些项目一两个演员的片酬就占到60%的比例。”知名导演刘家成[微博]表示，演员片酬近些年基本上是翻倍增长。
演艺人员，从商业角度而言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价格不透明，而价值也没有一定的评估标准。
据多方了解，目前一线演员的价格集中在40万-60万元/集的区间，个别大腕儿可达70万-100万元/集。二三线演员片酬大多为一线的1/3到1/2，但涨幅比较快。港台艺人在价码上与同级别内地演员相差不多，但业内普遍反映配合度更高，更具性价比。韩国艺人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一般是韩国本土的2-4倍。“有需求就有价格，有强烈的需求，就有‘强烈’的价格。电视剧演员片酬行情每年都不一样。”知名制片人李小婉[微博]表示，是否起用大牌艺人取决于市场诉求不同，要看需要“戏保人，还是人保戏”。
今年，即将开播的几部大戏因为周迅、赵薇[微博]、姚晨[微博]等多位电影大咖的回归而吸引了不少关注。《离婚律师》的男女主演分别是吴秀波[微博]和姚晨，“片酬比例，在《离婚律师》这个项目里并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高品质的剧需要与其相匹配的制作班底。”该剧出品方上海耀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宣传总监瞿俊表示，除了姚晨与吴秀波两位一线演员，导演杨文军、编剧陈彤，摄影、美工、服化道等人员都是与剧集品质相匹配的幕后班底。
瞿俊表示不方便透露《离婚律师》的制作成本，初步定档8月初在江苏、浙江、天津、深圳四家卫视播出。相比之下，由周迅担纲的另一部大戏《红高粱》的制作情况在业内则相对透明。该剧总投资1.5亿元，周迅本人的片酬打包价为3000多万元，而莫言的原著版权、编剧赵冬苓和导演郑晓龙的酬劳也在千万级别。
片酬对制片方来说，是成本，是利润，而对演员来说，除了是收入，还代表身份和价值认可。
“演员接戏的衡量标准不是单一的，有时，你需要调动起专业演员接戏的另一种评估标准。比如足够出彩的人物角色。”李小婉不仅是《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的制片人，也是国内知名的经纪人。
“据我了解，大部分对自己负责的演员和对演员负责的经纪人，会优先选择对演员演艺生涯有益的项目。”据瞿俊介绍，演员一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接戏与否：剧本是否足够好，能否打动演员；片酬是否满意；这部戏对其本人的形象和品牌的塑造是否有益。“成熟的负责任的投资方一般不会顾此失彼，会尽量在演员成本与制作成本之间找到平衡。”
高居不下的演员片酬令很多制片公司苦不堪言，主要的弊端就是投资方承担了越来越高的风险，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给各制作环节带来很大压力。甚至一些主演的片酬有时会超过投资方的投资回报。尤其在买方收购价格涨幅有限的情况下，这一矛盾就更加突出。有些制片方还会因为剧集播出效果不好，导致回款难度增大。
刘家成认为，演员片酬过高是客观事实，但制片方也并非全无选择的余地。“我拍摄的剧集都有很好的平台和收视，但从未用过超出投资比例的演员。我只选择适合角色的演员，电视台会在选角上有建议，但仍然是可以沟通的。只要剧集品质有保障，不会没有市场。”由他执导的《离婚前规则》当时投入仅3000多万元，但最终浙江卫视[微博]独播、网络版权以及多轮销售的总和达到1个多亿。
很多成名演员跨界当导演、出品人、监制，纷纷介入影视剧投资与制作，参与分成。章子怡[微博]、范冰冰[微博]、林心如[微博]、秦海璐[微博]、黄晓明[微博]、刘烨[微博]、张涵予等都有成功先例。但毕竟投资有风险，不会轻易尝试，片酬仍是演员的核心收入来源。“高片酬和抵制高片酬都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阶段，香港、韩国都走过这个阶段，绝不是结局。”李小婉表示。
推手：盘根错节
“ 什么时候剧组的服装、化妆、道具等这些工种的经济回报提高了，才是行业健全的一个标志。”知名编剧全勇先正在筹备《悬崖2》的剧本。
片酬问题一眼望去好像只是演员问题，但事实上，其背后的动因盘根错节。
从宏观上说，“不差钱”的中国影视市场，融资渠道多元化，各种属性的资本涌入。行业资本规模扩大本不是件坏事，但市场盲目扩张，使得资本的生产欲望与影视文化产品的创作规律产生了冲突。
尽管2013年在政策调控下，全年生产电视剧集数有所回落，但仍然有15000集的产出，其中能够播出的只有8000-9000集。产能虚高，题材跟风，创作力匮乏，风险提升，有市场号召力的演员成为各方争抢的稀缺资源。
在交易环节上，作为买方的电视台，成了很多人口中演员片酬畸高的一大推手。“出于竞争需要，电视台片面追求收视率，购片人员不够专业，预购模式让很多元素不可期，有无大腕儿演员成为他们决定购片价格的重要标准。”全勇先分析。
以周迅担纲的《红高粱》为例，出品方也曾考虑过其他人选，但用不用周迅，电视台给出的购买价格每集相差20万元左右。对于制片公司而言，只能算总利润的大账。
“我现在都不管选角的事情。以前是导演说了算，后来是制片主任说了算，再后来是制片人说了算，现在是买方说了算。”《大宅门》导演郭宝昌在演员问题上也遭遇过电视台给予的压力，“现在，电视台对电视剧项目的介入已经很深。”
“ 国内的制片人特别不容易。”李小婉表示，用什么样的演员，电视台话语权还是比较大的。“韩国有一点好，制片人的纠结是在开拍前筹备项目的8-10个月，一旦电视台看中了，就会定下播出档期，也就意味着可以拿到钱了。但国内即便好不容易拿到某个演员的档期，电视台也只是意向跟踪，并不一定就下决心买。”
刘家成认为，制片方要先从自身找原因。“制片方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选择演员阵容一定要量入为出，根据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配置资源。尤其要对自己项目的品质有信心。”
电视台有责任，也有委屈。
电视剧是电视台的收视大盘，有的大台每年要投入10多个亿买剧。从个人来说，采购人员要为自己的业绩负责；从采购部门说，要为平台负责；而平台又要对广告商负责。“ 好剧少， 烂剧多。热钱漫无目的地流入，但真正赚钱的是内行。”某电视台电视剧宣传负责人表示，电视台购剧是综合性考评，“首先要看剧本，题材、品质是否符合播出平台，然后是制作班底，明星演员往往是最后的考虑因素。”
北京电视台影视剧中心主任助理于金伟并不否认电视台作为买方的责任，“全国这么多家电视台，购片人不专业，片面看重演员，对制片方指手画脚的情况是有的。但对像北京电视台这样负责任的大台来说，仅仅有个大腕儿是没有用的。”
“网络购片更看重演员，点击率上明星更有号召力。”于金伟非常认同知名影评人谭飞[微博]的这一说法。“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演员价格上涨最明显的时候，是视频网站血拼网络版权的时候。”之后，网络版权有所回落，但演员价格却没有降下来。
对此，爱奇艺CEO龚宇也谈了一些视频网站在购剧方面的成长经验。“互联网曾度过一段寄生类平台的阶段，视频网站购片时，更看重电视剧在电视台播出的情况。因为能在强势电视台播出，本身就是一个大广告。”爱奇艺在血拼版权阶段也有过因一部剧走眼而亏了上百万的时候，“那部剧倒没什么大腕儿，当时是相信同样购买那部剧的电视台的眼光，没想到他们也走眼了。”
现在，视频网站的情况已发生改变。“视频网站凭借分众优势，逐渐蜕掉寄生特征，受众群与电视台开始有更大分野。”龚宇表示，视频网站的主力收视群基本上圈定85后-00后的年轻受众，这成为网络视频自制内容发力的优势。“我们现在视频内容即便不考虑70后或年龄层更大的人群，也完全没有问题。”
“时代已经变了。”李小婉认为，观众在分化和更新换代，不同平台锁定的观众群体对电视剧的诉求容易集中在某类演员身上，而在某一类电视剧中有成功代表作的演员，其外形、品牌、私人生活等也会成为剧宣的外围信息，明星的个人作用就会被放大。
回到演员本身，很少有演员愿意出来正面回应关于片酬的指责。对他们来说，片酬是随行就市的事。“有的演员不想接某部剧，就会开出高价，但制片方还真就给了。”很多演员、制片人、导演都会以此种情况为例解释片酬上涨的市场因素。前文所说，未能成交的200万元/集的片酬，很多时候并非是制片方顾忌价格过高，而是演员不认可剧本而婉拒。
除了高片酬，有些演员的艺德也令制片方头疼。“一旦项目开机，速度就是金钱。大型剧组每天要消耗数十万元，所以演员，尤其是大腕儿闹了矛盾，一般妥协的是制片人和导演。演员提出一些超出规格的要求常有发生。”
既然看重明星的品牌效应，重金礼聘，制片方也会提高对演员的使用效率。比如高片酬演员会承担剧中更多的戏份，在拍摄档期上会更加密集等。以吴秀波为例，南方某制片公司老总曾参与到争抢他档期的大军中，但未谈成。“吴秀波一年就接一两部戏，他只选剧本，片酬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今年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记者看到一部由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出品，吴秀波担纲的《马向阳下乡》。据制片人靖雷介绍，该剧投资5000万元左右，是一部“独角戏”，故事主线集中围绕吴秀波扮演的马向阳展开，“吴秀波戏份占到1/3强。”
随着演员市场化，各种形式的演艺经纪变得十分活跃。在与电视台、制片方、广告商的接洽中，他们发挥了为演员争取利益、保护演员权益和谈判缓冲带等作用。但国内不规范的经纪运作，也出现很多不懂艺人包装、乱抬价码的现象。
“目前，国内值得学习的演艺经纪公司有很多，比如华谊、喜天等。”瞿俊表示。不过，经纪业的正规化某种意义上也提高了演员成本。如黄晓明工作室，经纪运作非常规范，基本上已经和国际接轨。
综上，片酬不是单一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环环相扣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综合治理，政府和市场都不能缺位。”漆鹏认为，片酬定价需要合理的标准，“需要理顺各个环节，完善收视评价体系。”
平抑：行业联动
“市场是流动的，在没有崩盘之前，随时会发生变化。”刘家成表示，今年片酬问题集中爆发是个转折点，说明大家开始认识到不是有了明星就有了一切。多找找自己的责任，不要推卸责任。不管是多大制作，首先要把品质做好。
产业崩盘论也许有点夸张，但的确代表了影视制作产业深切的焦虑。高昂[微博]的片酬使得名演员成为产业链条上最大的受益者。“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三才具齐的项目搭配已经非常困难。长此以往，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某一部剧的制作和品质，也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而要想改变既成的游戏规则，单方面寄望演员发挥道德自律，显然不现实。另外， 人们也不禁思考，如果演员片酬被硬性降价，那么省下来的钱将会充实制片方的腰包，还是会用于将行业发展纳入良性循环？
对于持续猛涨的片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很早就有所关注。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微博]曾透露，去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曾就影视演员片酬问题召开过研讨会。而今年，解决这一问题已列入总局电视剧工作年度计划。尤小刚建议，内容方面要按规律办事，改善管理机制，管理与产业并不矛盾，希望未来的方向是“题材无禁区，内容有底线”。
政策的出台需要缜密的调研和全局考量。但精明的制作方已开始有新的盘算，这从他们所关注的方向可略知端倪。
“韩剧是半成品市场，开机前只有5-8集剧本，边写边拍边播，分为周播和日播两种。一般演员按照拍几组戏来计酬。如果收视率显示这个角色有市场，就延长演员的出场集数。等于是收视杠杆决定演员戏份和片酬。但国内是成品市场，要通过各级审查才呈现在观众面前，没有任何调整的余地，风险更大。”李小婉近期的《亿万继承人》集合了崔始源[微博]、于小彤、阚清子[微博]、马丽、于月仙等中韩两国演员。“从角色的商业元素和演员特质上着手，前期创作就和演员接触。”
她发现，中韩电视剧投资规模没有太大差异，但投入同为每集100万元左右的剧作，韩剧表现出的质量可能是180万元/集。而中国180万元/集成本的剧作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韩剧中高级服装、表、车、首饰、电子产品、营养品等新鲜时尚的品牌植入提升了剧集的观赏度和质感，也降低了制作成本。”
“ 制作费怎么涨起来的？ 追大腕涨起来的。新演员推出机制不健全。”尤小刚表示。新的观众形成新的市场，新的市场需要新的面孔。导演郭宝昌认为，现在是该培养年轻一代演员的时候了。他执导的新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起用了雷佳音[微博]、张默、赵柯[微博]等年轻演员担纲主角。
国内电视台承载主流价值观传播和市场经营的双重压力。在当下传媒环境下，电视台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有所下降，主要表现在广告经营缩水。作为电视剧的主力消费平台，电视台对演员片酬的追涨确实应担负一定责任，但也的确无力为整个行业的乱象买单。于是，在购剧策略上更加谨慎、与制片方签订收视率承诺，甚至深入到电视剧制作一线等，都是为了控制投入与风险。
“定制剧”再度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倾向于组建自己生产影视剧的市场主体，解困于体制，进行多产业拓展。民营影视企业拼资金，电视台所属影视公司拼平台和资源。江苏幸福蓝海、SMG旗下尚世影业等珠玉在前，去年年初刚刚获得转制文化企业认定的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的第一部大戏就是周迅主演的《红高粱》。
视频网站自制内容也越来越朝着专业方向转型。在影视剧的投资、制作、交易、发行等环节越来越活跃。由于占据资金和网络传播优势，视频网站作为产业的一极也在改变和塑造着影视产业的规则和形象。
从去年到今年， 这场关于片酬问题的意见爆发，在感性方面，记者也感受到一些变化。除了争论的核心----演员，大多选择沉默是金外，其他无论是甲方、乙方、第三方，彼此间从最初的抱怨指责、推诿责任，到互换立场、倾倒苦水……现在虽然仍不免纠结，但已经能够理解对方，口风有所软化。也许，“理解万岁”是这场争论最大的收获。在找出产业症结，勇于承担自身责任，理解各环节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片酬问题才有真正解决的可能。
“编剧维权”，几乎成了影视圈每年的固定节目，编剧们或愤怒或委屈地控诉无良片方拖欠稿酬、不署名。今年的阵仗更大，演员宋丹丹[微博]的一句“不要剧本”惹得编剧们群情激奋，无良片方和黑心导演之外，爱改戏的演员成为新的声讨对象。“三座大山”之下，编剧们表示“追求的作品完整性被层层碾压”。风波起
宋丹丹刚播完首轮的《美丽的契约》，被网友吐槽情节虚假做作，台词注水，表演小品化。宋丹丹回应称，因为剧本太差，都是靠她现场原创挽救剧情，她在一次采访中说，“国外很多人拍戏，往往只是个故事梗概或大纲就拍了。我们却是演员在演台词，导演在导剧本。”
此番言论引起不少编剧的围攻。《美丽的契约》的编剧宋方金发表5000字长微博指责宋丹丹即兴改剧本不尊重编剧，表示《美丽的契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戏剧段落、台词、细节、情节是由宋丹丹和导演余淳[微博]等人即兴编写的。
对此，宋丹丹在微博上反击：“演员遇到可以不改的剧本真是福气，我演刘恒的《窝头会馆》和梁左的《我爱我家》就一字不曾改，因为没有废话字字珠玑。” 她提到《美丽的契约》原本有一位年轻编剧，宋方金只是“改剧本”，却独署他一人之名。所谓年轻的编剧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微博]导演唐宇，唐宇称自己离开这个项目是因为忽左忽右的折腾让他受不了，一会要求把女主角写成农村妇女，一会儿要求写成富婆。而宋方金的创作与自己的原稿差别极大，所以自己放弃署名。
另有不少编剧发微博声援宋方金，《美丽的契约》的导演余淳则站在宋丹丹一边。在接受采访和自己的微博中，余淳指责宋方金的剧本差，幸有自己和宋丹丹“妙手回春”。
至此双方过招还停留在在个人争议上。
大连律师吴京堂3月20日发表长微博《往事并不如烟》道出一段往事。余淳曾背着编剧好友郝岩，将其剧本《爱情20年》悄悄拿走，另组班底拍摄。被郝岩发现后，几经交涉，仍不肯按约定署名，郝岩至今都未维权成功。经此猛料一轰，讨论从个人争议转向行业规范的探讨，编剧们呼吁圈内人增强法律意识，用合同保障自身权益。法律专家也参与进来，界定作品修改权的边界。“二宋之争”的余韵悠长。
旧账未清 又添新账
此番编剧们集体跳出来声讨、维权并非第一次。
2008年2月24日，北京钓鱼台山庄，80多名中国影视编剧联合发布了“2008影视编剧维权声明”，诉求集中在署名权和稿酬，编剧们还制定了自律公约，保证编剧自己不抄袭，不侵犯同行利益。
编剧、制片人汪海林是发表声明的一员，在他的回忆中，编剧维权从2005年就开始了。早期都是围绕稿酬和署名问题。2005―2006年维权时，电影文学协会办公室曾推出过一个标准合同，现在在电影文学协会的官方网站上仍可以下载到该合同模板。这一标准合同为保障编剧权益，对稿酬和署名做了细致规定。后来制片方也采用这个合同模板，只是将部分条款修改得更利于自身。2005年前，编剧在媒体上没有声音，大的维权活动在主流媒体上也没有报道。通过每年一次的维权活动，2008年后，编剧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渐渐增加，媒体也有意识改变，《闯关东》播出时，编剧高满堂成了关注重点。2008年，电视剧《牟氏庄园》的女编剧王伊被拖欠稿费的制片方发出人身威胁，也曾引起广泛关注。
2013年《楚汉传奇》播出时，编剧汪海林、严刚针对网友“不尊重史实” 的吐槽， 在微博上晒出剧本， 自证清白， 得到同为编剧的六六、陈彤等人的力挺。汪海林称，这是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宋方金此次也晒出了《美丽的契约》前三集剧本， 以回应余淳的“剧本写得好谁还愿意改”。
近年来编剧维权的重点渐渐延伸到保持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的维护上，但原来的问题依然没解决，署名权和拖欠稿酬仍是大部分新入行编剧面临的大问题。“老问题没解决，现在有其他的问题进一步暴露，问题更多了。”汪海林感叹。
新浪微博@编剧帮在整个争论期间汇总宋丹丹、宋方金和各方的声音意见，引发了业界很多有质量、公开的探讨。从后续的讨论看，已埋下了建立正确市场规则的种子。
“这是砸饭碗”
2008年后，中国电视剧进入大生产时代，编剧队伍壮大的同时变得良莠不齐，业余写手和网络写手都杀进了这个圈子。新入行的编剧愿意牺牲利益以换取机会，被侵权的现象普遍存在。
产量增加带来的另一大弊病是好演员变成稀缺资源，不但挤压了剧本的创作时间，拍摄时间也缩短，现场拍摄为赶进度改剧本的现象普遍出现，演员抛开剧本、随意发挥。韩国电视剧以创意为中心，演员努力完成编剧的构想。中国的电视剧以演员为中心，演员越过越舒服，轻松挣到钱。
“二宋之争”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在汪海林看来关键在于宋丹丹说“拍戏不要剧本”，这是对全行业的否定，触犯了编剧们的底线。“剧本是可以改的，但不能不要剧本，这是砸饭碗的问题。”
2010年以后，电视剧创作成本增加，主要是演员片酬飞涨，编剧受益，身价跟涨。目前编剧圈中两极分化，成名编剧的收入和地位都比以前提高，但新入行的编剧仍饱受压榨，且压榨性质和规模比以往更厉害。成名编剧竭力争取创作权益，小编剧还在经济权益上挣扎。汪海林回忆他刚入行时，编剧们很坚持行业规范，收到10%的定金才开工。但现在的一些小编剧为了机会放弃行业规范，自己先突破底线，拿到5%就开工，有的甚至钱没拿到就开工，很容易被侵权。“ 这在以前， 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宁愿放弃机会。但现在编剧人太多，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汪海林说。编剧维权已有十年， 地位虽然有所改善， 但没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剧本的重要性已被行业意识到， 但实际操作中做得远远不够。“生活中编剧很受尊重，见面叫你一声老师，但创作上未必受尊重。”这是编剧们目前的境遇。导演和演员都有自己的想法，到底谁的想法更重要，现状是谁腕大谁说了算，没有一套固定的创作机制。
新丽传媒2014年的三部戏《父母爱情》《大丈夫》《一仆二主》都取得不错收视和口碑，老板曹华益看重内容， 他一直找最好最贵的编剧合作。《父母爱情》是编剧刘静多年前的一篇中篇小说，曹华益三顾茅庐买下版权，并找了《渴望》的编剧李晓明指导刘静把文学作品改编成剧本，这部剧在央视一套播出时收视率连连破3。
曹华益也找汪海林谈过合作，“他在钱方面不是个吝啬的人，认为在剧本上多花钱是值得的。”新丽传媒这两年的成功树立起了行业的标杆，汪海林认识的好几个制片人都说要向曹华益学习。“任何模式都要在市场中接受考验，先进的模式是生产好作品的成本低，效率高。”汪海林说。
权力再分配
在先进的模式成为行业机制前，编剧需提高自身的技术门槛， 做到不可取代。目前电视台买剧仍然看重明星的品牌效应，编剧的商业稳定性不够，尚未形成品牌。
编剧出身的于正[微博]已成为一个受电视台认可的品牌。他的作品靠数据支撑，宁财神参与此次“编剧维权”讨论时爆料，于正热衷于研究收视率曲线，分析峰值、低谷和剧情的关系。
保证稳定的收视率，编剧们还得关注创作之外的事宜，好剧本不一定能被拍成好电视剧。电视剧一开拍，资金不够、天气变化、演员档期、突发意外等不可避免的突发状况决定了再好的剧本也得根据现实调整。
作为跟投资人接触时间最长的人，在项目启动阶段，编剧对导演、演员有重大的建议权，影响力排在整个项目的前五名。但一旦开机，编剧的建议权变为0，所有的权利移向导演和制片主任， 他们管生产， 巨大的投资由他们花出，花钱的人拥有最大话语权。
汪海林的另一个身份是制片人，他说编剧只有兼任监制、制片人才能拥有更多权力。海岩和琼瑶都是这方面的前辈，于正是新的践行者。但他们的成功都和个人能力有关，汪海林更倾向于机制，“有好的机制保障，平庸的人也能发挥作用，而机制的诞生，既需要投资人的眼光，也要靠编剧自己破冰。”
汪海林认为， 编剧需要全面改变，不能总坐在书斋里，娱乐产品需要创作者主动走到台前，话语权多了才能改善处境。如今，影视剧发布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编剧，也有不少明星编剧抢明星风头登上头条，编剧们不再是沉默的群体。@编剧帮 代宋方金发布的第一条声明，截至目前转发量已过两万六千次，“编剧维权”的话题走出圈子，在更广范围内引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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