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刑之后半年多的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宣布过对他“予以提前释放”，却并未执行，1967年3月17日，在病痛（骨髓炎）和悲愤的折磨下，阿垅病逝于监狱的医院中，正当年富力强的六十岁。
阿垅 资料图
80年代初，“胡风案件”第一次平反后，贺敬之同志曾来我家看望我父亲胡风。谈话中，他激动地说到，阿垅在狱中写过一份遗书，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念读时，曾感动了在座的许多领导同志，给他的印象极其深刻。后来，曾参加那次讨论会的公安部某局王局长也对我们提到过此事。我们一直很想找到这份珍贵的遗书。但十数年过去了，始终未能找到。直至两年前，先是由黎辛同志在他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他在那次会上抄录的该文的片断，后来，曾于1955年参与此案审查的王增铎同志向我们提供了阿垅这篇遗书的全文。
凡是看到这篇遗书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阿垅对事业的赤诚和对真理的执着所震撼。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份珍贵的文件，我征得阿垅之子陈沛的同意，特将它全文抄录如下：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入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1965年6月23日
阿垅在被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顶着天大的压力的境遇中，不但能勇于为自己辩诬，还能对党提出中肯的意见，这篇遗书所表达的气度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虽然在他本人的话语面前，我的任何文字都将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要在此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阿垅的情形。因为，这一席剖肝沥胆的话对阿垅来说绝非偶然，而是由他一生的追求所致，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才能理解对他的诬蔑是如何地荒唐可耻！阿垅的主要“罪证”在于他在遗书中提到的他给胡风的一封信和胡风给他的一封信。
胡风给阿垅的那封信是由于胡风的朋友贾植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消息全无，胡风想起曾听贾说起过认识国民党的官员陈焯，就去信阿垅，希望他利用在国民党的关系设法找到陈焯，以保释贾出狱。这种利用国民党内的关系保释进步人士出狱的做法是革命工作者常用的，本无可非议。况且，即使与国民党官员有联系，在黑暗统治下，也有对革命工作者有利的一面。但材料摘引者对此却下了这样一个按语：“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这就足以成为“反革命罪证”了。其实，胡风在交代材料中一再解释，他和阿垅并不认识陈焯；我们从上引遗书中也可以看到，阿垅的辩驳是清楚有理的。但这一“罪名”直要到1980年公安部的复查报告中才予以澄清：
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事，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贾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陈保贾。因阿垅不认识没去找。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至于他给胡风的那封信，则需从他的经历，从他的“国民党军官”身份来说明其内涵。
阿垅，原名陈守梅，生于1917年，出身城市贫民，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失学去当学徒以维持生计。全凭着自学和对文学的热爱，才走上了文学道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本来在上海中国公学经济部学习，准备学得科学技术以报效祖国的青年陈守梅，看到位于吴淞口的校舍及设备均被毁于日军炮火下，感到十分痛心和愤慨。他天真地认为，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只有投笔从戎，提高国家的军力，才能拯救祖国与人民。就这样，他于1932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受训。1936年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这就是他的“国民党军官”生涯的开始。
刚毕业，就碰上了“八一三”的上海抗战。他以排长的身份，身先士卒，带领弟兄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敌机轰炸中，他脸部受了伤，流了血，不得不离开他的队伍去治疗。但士兵们的勇敢精神、人民的牺牲精神和国民党军事上的无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感受，难以忘怀。后来他把这些真实的事迹和感受记录在了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中（后由胡风合编成《第一击》列入《七月文丛》中出版），以SM为笔名，投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它们成了抗战初期《七月》中激励读者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胡风发表了他的作品，和他通过几次信，后来又在武汉与他见面相识。阿垅诚挚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使胡风对他充满好感和信任，成了相知的朋友。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治体制和腐朽的人事作风极其不满，想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并向往那里光明的新生活。胡风便介绍他去见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在这一战线上为共产党工作。
1938年11月，他动身去延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单身一人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十八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到了延安。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庆阳四分校和延安抗大学习，感受着和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几个月后，在野战演习中眼睛受伤导致旧伤复发，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延安来到西安治病。病还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他再也无法回到那里了。1941年，阿垅来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如果说，第一次进国民党部队只是出于单纯的抗日爱国热情，这一次却不同了。虽然对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是那样地深恶痛绝，但理智和对革命的忠诚使他义无反顾地又回到了国民党的军事系统。为的是，一来可学得高深的军事战略战术，将来总能用得上；二来，在这里还能取得一定的情报为党为革命做工作。
他尽一切可能向我党我军提供了不少情报。据我所知的就有：
在1933年或是1934年间，阿垅曾托绿原将一包袱的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给了地下党；
1947年，阿垅从同事周某处了解到了国民党对我山东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左轴回旋”的内容，立即通过胡风将情报由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转给了我军，我军因此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阿垅及时送上情报功不可没。据王增铎同志介绍，关于阿垅通过胡风转送这一军事情报之事，在审查“胡案”时，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都曾证明过此事，而公安部门也从中央有关历史档案查到了当时的情报内容；
1948年，阿垅曾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帜甫处了解到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等资料，通过地下党的郑瑛同志转送给了我军。郑瑛同志于1955年也曾多次写材料证明；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帜甫，多次将蔡所知的国民党的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杭行（罗飞）由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关于这一点，杭行和蔡帜甫也都曾多次证明；1948年冬，阿垅通过方然向我浙东游击区转交了由蔡帜甫提供的浙江全省的军用地图百余份，以利于浙江的解放战争。这一点，蔡帜甫也曾证明；
…………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了，阿垅正是利用自己的“反动军官”这一身份来为革命默默地做贡献的。
我还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作为阿垅“反共”证据的那封他于1946年7月15日写给胡风的信（《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第四封摘引），实际上也是作为情报来写的。这段摘引是：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仅仅根据这一段话的字面意思，《材料》的编者便想当然地下了这样的按语：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善良的人们当然绝对相信党报的编者按，认定阿垅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军官”了。但是，就在审案的当时，胡风和阿垅就都申辩说，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是为了掩护不得不用反语来写出蒋军的计划。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1，他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2，“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3，“他底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的警惕感情。用“他”代表蒋介石，就是虽然不好用敌性的身份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愿用官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由于“他”字所造成的“词感”，写信人底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知道“他”是谁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最后，他隐忍不了，还是正面地吐出了他的感情，不过用的是邮检员不会了解的说法。“一不做，二不休”，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像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出，从中国人民中间被排出！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5，阿垅这样具体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正因为有对阿垅的彻底了解和信任，胡风始终坚持着对这两封信的有理有据的辩诬。而阿垅也是义正词严地反驳着。可悲的是，尽管事实是那么地清楚，但直到写这篇遗书的1965年，阿垅还必须为这两封信向当局抗争。
他曾发出坚定的抗辩：
党：
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可是，对这封信的正确结论，也还是得到1980年，才由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做出：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是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根据后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上述廖梦醒、张执一、郑瑛、蔡帜甫、胡风等人以及阿垅自己的证词和申辩，早在案件初期，公安部门就已经完全搞清楚了阿垅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甚至周恩来也对定阿垅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但这一切均由于最高领导早已定了调，而未能改变阿垅的命运。他于1966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被正式立案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中共有三人被判刑，其他二人是，胡风被判14年，贾植芳被判12年。判刑之后半年多的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宣布过对他“予以提前释放”，却并未执行，1967年3月17日，在病痛（骨髓炎）和悲愤的折磨下，阿垅病逝于监狱的医院中，正当年富力强的六十岁。按当时的规定，“反革命分子”的骨灰不得留存，幸由一位好心人的帮助，将阿垅的骨灰偷埋在了火葬场的墙角下，还是保存了下来。
1980年11月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消了原判，宣告他无罪。同年12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决定为他正式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3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找到阿垅的骨灰正式安放。至此，他“唯一的热望”实现了：在党的“实事求是”政策下，这一案件被平反，事情得到了“喜剧的收场”。
说到阿垅，我们不能不提到他杰出的文学成就，胡风曾说过：“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第二才是艺术上的诗人”。阿垅不仅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同时还是个真正的诗人和作家。他一生写了数百万字的自由诗、旧体诗、报告文学、诗论、杂文和散文等作品，其中洋溢着激情和真知灼见。抗战期间，他仅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希望》上就发表了21篇作品；在西安养伤期间，他还根据所见所闻，创作了一部在当时绝无仅有的反映南京失守和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南京》，获得了抗敌文协的一等奖（因故直至抗日战争50周年的1987年才得以出版）；后来，又与友人方然等一起编辑了进步文艺刊物《呼吸》；抗战胜利后，在恶劣的环境下，不仅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作斗争，还与当时文艺思潮中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等作斗争，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诗论；解放后，他在天津文联工作，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热心扶植文学青年。……
如今，他的自由诗《无题》和《纤夫》中的诗句到处被人们传诵，名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已成为无辜受难者们的宣言。在他的旧体诗词中也不乏慷慨激昂的词句。如胡风评价的：“那战斗的气魄和锋芒，不是那时代某些爱发表旧诗词的诗人所能企及的。”，他的一篇《咏荆轲》（念奴娇）就很为胡风激赏，后来还专门将它书写给了诗人徐放。全篇如下：
轲今去矣，便悲歌为别，风寒天冻。不杀秦皇当杀我，拔剑豪情骄纵。太子人来，将军头存，肝胆吾侪重。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
慷慨纳器图中，搴裳殿上，谈笑兼人勇。刀戟森森光不定，大步而前无恐。气压千军，功亏一击，不中犹如中。锋芒深着，秦庭震震摇动。
铁血男儿面对强敌英勇无畏气啸长空的豪情直泻千里！
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二十年来，出版的阿垅著作只有有数的二三种，这较之他的文学成就来说，连十之一二都不到。我们真切地希望出版界的有识之士能提供帮助，使得阿垅文集或全集能早日问世，以让更多的人能从他自己的文字中全面了解作为诗人和战士的阿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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