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是国内“红灯区”研究的权威学者。从1998到2010年，潘绥铭及其团队共定性研究过中国23个“红灯区”，访谈过1132位“小姐”，239位“妈咪”或老板，以及212位嫖客。
为保留潘教授个性化的语言风格，我们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口述形式。
红灯区是怎样建起来的
我们在四川考察，一共考察了11个县的开发区，全部都是红灯区。全国最大的农业县，只有一个造纸厂这个基础，在那搞一个开发区，政府只投钱盖路，就是修好一条马路，然后号召农民、市民自己掏钱在旁边盖房子，盖起来准备办开发区。这地方离成都还有两个小时车程，既没有原料也没有技术，疯了才会来投资。结果三个月就发现了，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还多。
最后农民没办法，办红灯区，只有小姐能吸引人过来。当地一开始也管，后来发现，税务干部亲口跟我们说，我们欠了农民的债。镇长干脆说，我们靠小姐才有税收，农民才能活下去。
红灯区里的思想工作
我发现老板的思想工作做得特别好。他们怎么教育小姐？第一天来了你坐在门口，你就看吧。你看这进进出出的这些男人这些嫖客，回到家哪个不是好丈夫，见了孩子哪个不是好父亲？你们将来的前途是什么，你们就嫁这样的男人？人家还不要你呢！你最高理想也不过就是嫁个城里人，好丈夫好父亲是吧？回过头他来干这个了。他老婆不知道，别人不知道，谁都装不知道，你们可是天天看见的。
女孩子的信仰一下就全部打垮了。你把这个给打垮，不用你教也不用你催，她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老板还有另外一招。你想跑？好啊，你身上有多少钱？三十块，你能跑多远？告诉你汽车价格，到不了家。你吃什么？你不还得回来找我吗？你回家，我给你们村长打电话，你一家都活不下去！你想告，好啊，出门左转弯派出所，先把你当卖淫的给办了！所以他们现在不用强迫，不像咱们想的那样。
做小姐不都是因为穷
嫖客一般上来问三句话：哪的人啊？她就说一个地级市或者地区的名儿。多大啦？她说十八----所有人都说自己十八。再往下，就有嫖客问，怎么做这个呀？早年时候说什么的都有，现在都是说因为穷啊，都是被社会舆论引导，因为穷是最容易被接受的理由。可是相处之后了解多了，也会聊到家里的情况。我才发现，县里面一个局长，在当地也算是上流阶层，也在做小姐。还有一个四川大学在册的二年级学生，学习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暑假来干了，就在低端发廊里面。不亲眼见你也不大会相信，所以所谓穷就是一个公共借口，舆论都这么说。
究竟怎么个穷法呢？我知道的很多小姐，都有弟弟哥哥。她们一开始都不会说，但是聊着聊着就说漏了。那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农民，怎么供得起？这弟弟的钱谁供呢？我们聊着呢，结果说出来了，都是姐姐掏的钱，至少贴补一大半。农村社会牺牲姐姐培养弟弟，太常见了。这是穷吗？是男女不平等。
再一个就是家里有病人，尤其是父母，甭管什么病，只要有一个，得，干这行吧，来钱快，孝顺啊。广西的一个小姐，原来好好的非要去染发，爸妈劝也不听，结果把头皮都烧了，花掉爸妈一大笔钱。怎么办，来做小姐，非要还上爸妈的钱，也是孝顺啊。
中国有多少小姐？
现在，人们总是把小姐的人数往高了说，什么一千万两千万的，这事咱们得说清楚。不管谁说出一个数字，或者你来问我要这个数字，那我就要反问你三条。头一条，你说的“小姐”究竟是什么定义？再一条，做了点什么事就算小姐呢？最后，咱们得说点儿小学算术啦。如果每个小姐每天都接很多客人，那全国的小姐人数就减少了，是反比的关系。
人们普遍把她们的收入估计过高，是因为把她们接客次数给估计过高了。你就忘了，有人卖还得有人买啊。第一次去东莞，我就盯着六个发廊看，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二点，里边坐了多少个小姐，都是大敞亮的能看见；第二，到底有多少个男的进去了；第三，到底有多少个男的出来了，有多少带着小姐，再加上有多少摩托车停在那拉客。就连没进去停下来看的男人，我都数了并一一记下来。数下来算下来，结论是平均两天一个客人。
所以说，保守计算，中国的小姐，真正提供性交服务的，主要是做这个的，也就是一百多万，多说也就是三百万。注意啊，这是算出来，不是估计，因为我们调查过全国总人口，知道有多少男人找过小姐，也知道一个小姐一天有几个客人，一除就出来了。你要是不信，那就找出一种更好的计算公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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