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十年，且争议且前行。肇始于2003年那场空前严重的“非典”危机，直至中国人依然抱怨看病难、看病贵的今天，很少有人注意到，新一轮医改已然走过了十年历程。
但十年来，中国医改从根本上仍未有起色。“我们这几年的改革仅仅是在基层，占总体医疗服务不到20%。在创收趋利的大环境下，基层那点小芝麻虽然洗白了，可西瓜还在吃着膨胀剂拼命生长。”4月26日，在北大朗润园举办的“中国经济观察”论坛上，北大国发院教授李玲回应了许多人的失落。
她认为，援引英国、日本等国际主流医疗体系模式，由于国内经济界“唯市场派”的影响，中国医改闹过不少国际笑话。截至目前，这种笑话仍在继续，将民间资本引入公立医院改革即是一例。
因为，民营资本也不是傻子，没有一家愿意自己办医院，都是想去牟利的。把公立医院这最后一块蛋糕分了，也正因为无奸不商的本性，反而更加重了患者看病负担。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中国医疗制度的弊端，以药养医等导致了中国普遍的医患关系紧张，医生被砍，医院被砸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那么如何改变这样的现状，让中国医疗制度改革步入正轨?
必须回归医疗公益属性。一组数据显示，1978年时，医疗卫生的定位是福利事业，个人支付不到20%，政府支付三分之一，社会支付剩余部分。到2000年，个人支付超过60%，政府与社会支付双双下降，其中政府支付仅为15%。中国的医疗公平排在全球倒数第四，从当年好的榜样一下子变成坏的榜样。中国这些年的医疗制度其实是在倒退。
在确定如何改革之前，李玲认为应该首先弄清现代医疗的问题。
作为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文明的产物，以西医为主的现代医疗突飞猛进，可弊端亦不断滋生，忽略生命的整体性与自愈能力，“完全靠外部的力量，靠仪器、靠设备、靠药物，靠手术”。造成医疗费用越来越贵，到达经济难以支撑的程度。
“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人均年医疗费用高达近9000美元，18.5%的GDP投入到医疗领域，1/3的人因为看病破产。奥巴马为什么要推动医改？不改，人力成本太高，企业没有竞争力，国家失去竞争力。”
在美国看病为什么这么贵？在李玲看来，恰恰因为美国比较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各种新药、新仪器、新设备、新的检查不停刺激，而且大量费用发生在生命最后阶段，完全没有效率。
中国医疗一直在尝试，令人欣慰的是，2009年4月6日正式出台的医改方案，最终确定政府主导的模式，明确了医疗卫生的公益属性。但这还远远不够，改革意味着对现有利益集团的利益再分配，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奶酪被干涉，被动到，也势必会引起有关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甚至以各种方式进行阻挠。但改革虽然不易，仍旧需要前行。也应该如同推动京津冀一体化那样建立一个宏观调控小组，进行顶层设计，推动中国医疗改革。
2009年出台的医改方案，是唯一做过顶层设计的改革，由16个相关部委共同签发。只是，这一方案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只是定了目标、原则和方向。
实际上，医疗改革在中国安徽省就曾有过试点，明确政府办医机制。不仅解决事业编制与财政投入，还要定标准，定规矩，做好医疗卫生资源规划。其次是人事制度，改变过去“大锅饭”的人事制度，实行竞争性人事制度，定编定岗不定人，和医生签订合约，干得好才能续约。分配制度则设立了一套选出好医生的综合考评体系，优劳优得，看他是不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医术，是不是有比较高尚的医德。在财政投入机制，通过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建立了一套“好医院”的标准。“相当于设置了一个方盒子，在政府设定的框架里，既要给医院积极性，也不能让它瞎积极。”
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安徽模式很快引起高层注意，在2011年被推向全国。推广的效果也非常好，“根据2012年做的一个全国农村的评估，85%以上的农民都满意”。
但在全国推行过程中，又遇到了阻力，主要是习惯势力的阻挠。
因此，医改是综合改革，需要一个总的指挥部负责统筹。过去两年，就是在折腾民营资本，把医改办这个指挥部给灭了，弄到了卫计委”，好消息是，指挥部又快回来了，但“折腾了一大圈，这是什么代价？把深化医改领导小组与习主席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挂钩，那样才能真正理顺关系。如果那样，医改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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