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9日中午，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北京被邓小平当面点将作为对越作战广西方向总指挥。当天下午，许世友就飞回广州。11日，他主持召开了广州军区第一次对越作战会议，正式传达了中央军委的作战预令。会后，许世友将军区领导全部留下来研究了作战指挥分工。14日，许世友命令广州军区参战各部队立即进行准备，按中央军委规定的时间向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开进。16日上午，许世友和广州军区参谋长周德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海等人一同乘军用飞机飞到广西南宁，正式成立了广州军区前进指挥部，拉开了指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序幕。
在1979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许世友担任东线总指挥，主导了广西方向的战役部署和战役指挥。总体上说，攻坚必克、重击越军，基本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对越作战的预定任务。然而，多年以来，坊间对于东线的对越作战指挥多有微词，如认为贪多求大、因循守旧、不知己知彼、打仗想当然、老经验套用新情况、损失惨重、得不偿失等等。以致于形成了一种气氛，一提到1979对越作战，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就摇头：东线打得不好，伤亡太大，许世友瞎指挥。
批评总是很容易的。如果不能对批评坚持辩证求真的态度，不能从批评中取得实事求是的经验教训，批评也就容易流于以讹传讹。为了不以讹传讹，那就有必要用唯物主义精神去还原历史，将经验主义的判断进行量化，看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许世友到底是怎么打的，怎么指挥的，到底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谈东线的战役指挥，首先要了解两军对垒的基本情况。图为尖刀排出发前作战前动员。
越北的地理情况是：山高林密、沟谷纵横、岩洞众多、道路稀少、河多桥脆、雨大雾浓，自然地理恶劣，大兵团展开与推进均困难，利于防守，不利进攻。越南国土狭长，首都河内离中越边境不过150多公里，纵深有限，回旋余地很小。这种地理特点，决定了越南的国土防御战略是“一线坚守，一线取胜”，“不能让敌人深入我国土，要保卫每一寸国土”，不能轻易后退，以防危及首都。因此，越军将北部的主要作战兵力部署在国境线至国土50公里的战术纵深内，就要在这一区域决胜。图为55军当时使用的作战地图。
越军在广西正面的主要作战师部署是：346师位于高平、第3师位于谅山、325B师位于先安、338师位于亭立、312师位于太原、308师位于河内附近。其中346师、3师、325B师、338师地处边境一线，直面中国军队打击；308师、312师位置靠后，为二线的机动反击预备队。除主力作战师外，中越边境沿线越军还有若干省队、独立营、公安屯等地方部队和执行特种作战的特工部队，特别是还有数量众多的武装民军。这是真正的“全民皆兵”，越军将“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分散配置于山岳丛林地带，利用地形组织防御和进攻，到处打击和消耗敌人，强调“以少胜多”和“独立作战”，辅之以阵地战和反击战，持久作战，耗光拖垮敌人。这是越军在长期的抗法、抗美战争中练成的得意战法。
1979对越作战，中央军委确定的战略原则是：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歼敌速回。具体战役设想是用15-20天时间，歼灭越军3-5个师，攻占越北有限纵深的重要战略据点，沉重打击越南。与越军相比，中国军队的优势在于兵力雄厚、炮火强大，指挥层和军队领导骨干是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精英，擅长大兵团作战。对越作战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施以重点打击。
1979对越作战打得比较仓促，当年的情报工作做得不是很好，对越北的地形、民情和越军的动态掌握不是很深入，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重大教训。根据有限情报，广州军区前指估计越军在高平、谅山地区周围的主要兵力有6-7个师，约5-7万人，加上地方军人数在10万左右。因此中国军队在东线先后集结了32万作战部队，以形成对当面之敌的绝对兵力优势。在火力上，无论是军属炮火，还是师属炮火，在编成上中国军队都强于越军，炮兵数量是越军的5倍以上，也占有绝对优势。
然而，有一个很重大的漏洞，并未将规模庞大的越南武装民军考虑进作战计划中，也未充分考虑到越北特殊地形对于作战的影响。当然，再充分考虑也难以精确估计，没有实战打过就无法了解都有什么样的困难。实战中，越南武装民军到处都是，不分前方后方，钻山越林，上下袭扰，火力还很强，枪一响，几个人就能牵制1个连的解放军。这样打下来，中国军队的兵力总是不够，后方难以巩固，要耗费大量兵力去守卫交通线，不得不把预备队接连填进去进行反复清剿，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东线的整体攻击规模和攻击效果。图为489团副政委在前线指挥。
1979年的1月5日、2月5日、2月12日，许世友和广州军区政委向仲华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了广州军区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对越作战会议，召集了军区领导、军兵种领导、各方向攻击部队的主要领导及其他有关人员，反复讨论制定了这次自卫还击的作战方案。在作战方案呈送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审批的过程中，还对其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完善。图为解放军官兵在同登作战前沿阵地上讨论进攻办法。
东线最初的作战方案是广州军区前指在第二次对越作战会议后提出的，其指导思想是“全线展开，同步推进，浅近纵深，分割包围，稳扎稳打，各个歼灭”。其战役设想是：第一阶段全线突破越南边境防御，首先歼灭位于边境的12个越南公安屯；第二阶段集中兵力分割围歼位于中越边境广西段的6个越军守备团；第三阶段转移兵力寻歼越军主力第3师、312师和346师。上报中央军委后，邓小平作出指示：“我认为是个稳妥的方案，但不符合军委的意图。”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向广州军区提出了要求：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长途纵深的穿插迂回，打歼灭战。图为解放军官兵在法国楼工事上。
经过对东线敌我双方情况的反复分析判断，许世友和广州军区前指遵照中央军委的精神重新讨论制定了作战方案。许世友的战役设想是：“牛刀杀鸡”，集中兵力兵器于主要方向，将越军割开，打垮，歼灭。越军第一线兵力最多、最密集，许世友就用强大炮火戳穿越军的硬外壳，然后选择薄弱部位切进去，用坦克部队打穿插，侧翼迂回，断敌退路，分割包围，包饺子，打歼灭战。图为炊事员向前线运送食品。
对于越北这样的山岳丛林地区，这样特殊的异国敌情民情，大穿插，大迂回，打歼灭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未战之前恐怕很难想得周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老经验套用了新情况。但是，没有实践也就没有经验教训。新情况什么样，没打过谁也不知道。人类总是靠着经验来指引前进方向的，从战役计划上看，至少很难有自信否定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指责许世友在战役计划上如何如何，是事后的看法，对于当时，恐怕是苛求了。
经过对作战方案进行了多次修改补充，最后确定将主攻方向定在高平，这里地处越北正面，辐射四方，且西北和东南两面被中国边境线所包围，是迂回合围的理想目标。另外，同时在谅山、同登、禄平、广宁方向对当面越军实施牵制性攻击，保持压力，使其难以分兵增援高平。高平地区守敌为越军346师，下辖3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还有地方军2个团以及一些县独立营、公安屯，总兵力约1。5万余人。越军判断中国军队会以坦克部队打穿插，进攻重点是依托公路的高平北面和东面两翼，因而对这两处设置了重点防御。图为解放军谍报员在前线战壕发报。
对于打高平，许世友要求集中兵力火力，不要分散，打开越军第一线后，选择薄弱部位直插要害，杀开一条血路，钻进去打，断敌退路，力求全歼。针对346师的主力部署在高平以北的茶灵、朔江方向，许世友下定决心：以广州军区主力41军、42军组成南、北两个集团，集中6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以一部兵力向茶灵方向佯攻，吸引越军注意，主力配属大量技术兵器从越军守备薄弱的布局和莫隆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以一部兵力在朔江和水口方向沿公路推进做正面牵制性攻击；在谅山方向，以东集团55军攻击同登，43军127师、128师攻向禄平，牵制谅山、亭立方向越军，配合高平方向作战；广西边防部队则在广宁方向攻歼越军的当面据点。图为同登战役中解放军坦克部队。
121师和123师的双层迂回是高平战役中最大的败笔，中国军队当时所有的弱点几乎都在这次战役迂回中暴露。师团级部队长途穿插，首先隐蔽性就很难保证。坦克搭载步兵走公路，必然遇到越军层层阻击。步兵要下车还击，步坦就容易脱节。即使坦克冲过去了，没有步兵伴随，那就是活靶子，极易被越军击毁击伤。如果沿大路强攻硬打，旷日持久，穿插迂回的突然性也就失去了。步兵走小路隐蔽穿插，因地形不熟，敌情民情不明，迷路遇袭屡有发生，部队越拖越长，乃至变成营连级别的各自为战。即使穿插到位，但部队散失严重，极难整合，一时形不成有效战力，结果只能自保防御，难以按原计划向高平外围发起攻势。图为同登古炮台歼灭战中的作战会议。
因掌握情况不准，通迅联络不畅，信息反馈和命令传达过程中多次发生问题，影响了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为隐蔽前进，穿插部队还一度关闭电台，前后方不能及时联系，战况无法掌握，许世友和广州军区前指是着了大急。而后勤补给也跟不上，敌国全民皆兵，部队连续行军作战，疲惫伤亡也就罢了，又遇断粮饿饭，迷路遇袭，伤员无法转运，只好随军携带，影响士气，刀锋钝锉，穿插之艰苦难以形容。而一路兼程前进，未及时消灭沿路越军，造成后方越军散兵众多，跟进部队屡屡遇袭，难以巩固战地，不得不又投入预备队加以清剿，这又大大拖长了战役时间。当时原平和太原方向并未有越军主力师前来增援，如果真来了，以121师和123师的分散疲惫兵力，能否挡得住还很难说。图为一名被俘获的越军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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