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六四事件25周年纪念日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六四当事人开始站出来发表声音。近日，有美国媒体采访了六四民主运动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他在采访中表示，作为六四幸存者，负罪感将伴随一生。
幸存者的负罪感
乌尔开希表示，“这个牺牲，会一直萦绕在我们头脑之中。尤其我个人，在情绪处理上来讲，这是一场大屠杀，很多人为此牺牲生命，可是我是那个号称叫做组织者、领导人。如果我们是学生领袖，我们首先应该牺牲生命。这样一种想法，恐怕会一直萦绕在我头脑之中，这叫做幸存者的负罪感。幸存者的负罪感，也是回想25年前，以及25年以来，对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肯定会产生最大影响，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东西。
当然也不只是这些悲伤的东西，回想25年前，也有相当兴奋的、相当令人感觉希望的东西。虽然这场运动最后是以屠杀为终结，可是我想所有参加过的人都不会忘记4月27号的大游行。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后，十几万学生上街游行，冲过重重警察封锁线。在那一天，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夹道欢迎，站在学生游行队伍的两边，来表达完全支持的立场，那一天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希望，恐怕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不同意“是非功过 留给后人”
当被问及另一名学运领袖王丹最近表示“运动主战场因而从校园拉到天安门广场，这是转向学运的关键一步。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的话语，乌尔开希称，“全世界所有的群众运动逻辑一样，就是要施加压力，所谓群众集结，就是希望把自己变成一种压力，我们希望向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希望对手，就是中国政府，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做出良性的选择，就这么简单。世界上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逻辑”。
此外，乌尔开希还对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提倡与学生“对话”表达观点，称“讲到对话两个字，我要很光荣地说，我个人感觉很自豪的是，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时，甚至更早，在4月19日晚上，4月20日凌晨，我做为学生发言人之一，我也是提出‘对话’这个口号，‘对话’这个口号最后真的成为八九学生运动最主要的一个口号。赵紫阳在这个时候表示接受、欢迎对话，从群众运动的逻辑来讲，这就是群众运动施加压力，对手做出的良性选项的表态。我们就等着下一步”。
王丹评价当时重回天安门广场上是“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乌尔开希则认为“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我们不能用后来的结果，来认定你之前走的哪一步是不对”，“所以是非功过，不必留给后人评说，今天就可以讲得很清楚，功在学生，罪在政府”。“学运充满理性”
乌尔开希认为，“纵观历史，看看过去这一两百年的群众运动，我觉得很难找出哪个运动像八九年中国学生运动如此充满理性的光辉。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自制和纪律性，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性，以及在每一步都给中共当局留下充分的余地，在这点上来思考，我想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应该是个典范。做为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对这一点，我可能还可以稍微舒一口气说，我们做得还不错”。
当然，乌尔开希也对六四后自己的心路历程进行剖析，“在六四之后，我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极严重的情绪近乎崩溃，极度地绝望，也很沮丧，很沉沦，觉得对自己没死这件事，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自己应该是在第一线挡子弹的人。
周围的朋友都感觉到我的情绪和压力后，都在说，你一定要活下去，而且活下去告诉全世界发生了什么，活下去把我们的使命完成。我相信当时北京发生的事情，即使在共产党严密的新闻管制下，历史一定会记得很清楚，世界一定会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所以告诉世界发生什么这件事情，似乎不必我去做。但是继续这些死去的人遗志，然后继续我们所开启的运动，这句话我听得进去。也许是抱持这样的想法，即使在背负这种极大的幸存者的负罪感的时候，今天仍然有坚定的生存意志是来自于此，就是来自于使命感。我相信负罪感会伴随我一辈子”。
在过去几年，乌尔开希几次尝试向中国政府投案，对于此举的目的，乌尔开希称，“我投案的目的，是因为想家，想见我父母，同时也要向全世界呈现中国政府的荒谬，不让一个通缉犯投案，极其荒谬。我们是异议分子，我们们不能回到中国，虽然我觉得不公不义，但是至少我理解这个逻辑，但是不让我父母离开中国，不让他们见孩子，这就是极端荒谬、毫无人性、原始野蛮的做法，每个中国人都应感到羞耻。我希望见到父母亲，哪怕是因为投案回家，回国坐牢，至少父母还可以来探监，可以看到我。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网路视讯，可惜网路视讯是没有体温的，没办法拥抱他们，没办法跪下来乞求他们的原谅”。
曾后悔离开中国
在对于中共目前的现状，乌尔开希认为应该向1979年的邓小平学习，不过他更强调政治改革，“改革曾经是救了共产党一命的灵丹妙药，今天你们所面对的所有挑战，同样可以用这个灵丹妙药来解决。但这一步要走的是政治改革，不要害怕。我们这些反对党当然希望共产党早日离开历史舞台，共产党离开舞台才是我们认为能告慰六四英灵的唯一方法。可是，如果共产党因为贯彻改革，又得到30年的寿命，我吾尔开希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幸结果的”。在采访最后，被问及对当初离开中国是否感到后悔时，乌尔开希表示“多少有，但是后悔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的流亡经验也是无比难得，也是非常痛苦，但是非常丰富的人生历程。我好像也不是喜欢去思考后悔这个话题的人，但是夜深人静时，难免会想当初如果要是不离开有多好，这是难免的”。
吾尔开希，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管理专业88级学生。父母曾在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任职。八九学运的领导成员，与王丹、柴玲等同为当时学生领袖之一。于北京成长，亦曾在新疆接受三年教育。现为中华民国国民，定居于台湾台中市，并从事金融业。至今仍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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