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港政策的两手准备

有分析指，中央现时对香港政策做好了两手准备。情况一：中央是有诚意落实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若最终实现，香港形势有较大可能变好。反之，政制若原地踏步，香港形势有较大可能变坏和更坏。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总裁冯可强发表文章指出，“占中”与“寸步不让”的“公民提名”合为一体，完全挤掉所有温和方案，成为不让市民有其它选择的另一类的“筛选”。 激进泛民派更扬言，如果没有公民提名，就一定“占中”，甚至占领立法会大楼和政府总部。他们可能受到“颜色革命”和台湾“太阳花学运”等的鼓舞，并以为可以重演2012年反国民教育一役的成功，相信可以用“占中”等方式，迫使中央让步接受公民提名方案。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大、中学生成员，可能是基于追求民主理想的热情，也因为对中央的不信任，才采用此毫无转弯空间的强硬策略，而并非是为了讨价还价。

港人在争取有包容和竞争性的特首普选之同时，也要对“一国两制”与中央对港政策走向，有客观现实的分析和理解，才能知己知彼，以清醒的头脑去达成政改共识。笔者根据最近在港大一个座谈会上演讲的内容（注1）写成此文章，希望供各方参考；但先旨声明，笔者只是根据公开材料、以及长期以来就中央对港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一些个人的分析，而并非有什么内幕消息，或代某方传递什么信息，更不是立意恫吓泛民派。

中央对港政策的变化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立场和政策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法理上对香港拥有主权，并在1997年起恢复及实质拥有主权；第二是利用及发挥香港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作用，包括在1949至1970年代， 作为打破美国围堵和封锁中国的窗口；在1983至1997 期间，作为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如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知识和现代管理；由1997年到现在，则是（1）以“一国两制”模式作为对台湾的示范作用（统一中国），（2）中国走向现代、与世界接轨的桥梁作用，如参考学习香港先进的法律制度、工商金融制度、城市规划与管理、专业管理、公共行政、等等。

近10年来，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区的相对实力和形势，有以下两个主要改变：

其一是中国国势上升。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急速和持续增长，一跃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同时美国经济实力削弱，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影响力和领导地位大不如前，要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对等的大国关系。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大大增加了对自己的信心。

其二是香港优势下降。 自1998年金融风暴以来，香港经济发展找不到新的方向，只是吃老本，而且老本愈来愈缩减，需要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政府管治制度（包括公务员制度）的效率和效益又日益下降，出现今天特区政府管治困难的局面。香港的成功“神话”已经大大逊色，香港能够继续对中国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作用已经递减，更且还需要中央花费精神、资源和气力去挽救和支撑。

另方面，由23条立法、国教事件、龙狮旗、排斥自由行旅客、反对与内地加强经济合作的本土意识和行动等等一连串事件，令中央觉得香港人心并未“回归”，而且逐渐走上“失控”、“失序”的路上；中央因此要将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放在首要地位。

中央承诺香港有普选的战略构思

《基本法》第45条规定行政长官最终达至普选产生的目标，而第68条则规定立法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除了因为1980年代《基本法》制订时候的政经环境，以及港人的长期争取之外，亦反映出邓小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包含了一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长远战略考虑，就是让香港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试点城市，由市民普选产生城市首长，以及全部立法机关成员由普选产生。

当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的时代，中国政府的智囊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亦正在开始探讨中国政治方面的改革。

到了2007年，人大常委进一步通过决议，规定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由普选产生，而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立法会的全部议员可以由普选产生。

“一国两制”模式50年不变的说法，是建基于以下的构思----香港先行的民主制度试验如果成功，在2047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到达一个适当阶段，可以参考香港的经验，逐步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民主制度。到2047年时，内地与香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条件、水平、与体制已接近到可以基本或完全融合为一体，“一国两制”模式就没有需要继续存在。

中央现时对香港政策的两手准备

基于上述的历史发展及近年来中央官员和内地学者的讲话和文章，并在美国“重返亚洲”、美日菲越等国组成新围堵圈的国际形势下，可以推论中央政府针对下列两种情况的两手准备。

情况一：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中央应是有诚意落实普选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单对香港市民，也是对全世界的国际承诺，而中国过去履行国际承诺的纪录是良好的。另方面，中央领导人不会不知道政制原地踏步的后果，即特区政府管治将更加困难，社会矛盾会更难以解决等等，而这会导致中央愈来愈陷入香港治理的具体事务的麻烦。

在2017年落实特首普选的情况下，香港形势有较大可能变好，中央因而可能采取的准备与部署如下：

中央将会比前更关注经过普选产生的新特首如何改善管治，而不会任由现时香港的困局继续下去或甚至恶化。因此，中央将会从各方面帮助新特首和特区政府，包括：深入研究香港重新发展的对策，例如“全国港澳研究会”的成立及出各种课题进行研究；解决好两地关系当中的矛盾，例如自由行人数太多对香港社会的压力；促进两地经济合作，帮助香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找到新的立足点，达至双赢的局面；针对香港的意识形态、传媒、青少年等方面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做法，让市民对中国发展有较全面的了解，促进“民心回归”，等等。

情况二：政制原地踏步。在此情况下，香港形势有较大可能变坏和更坏，中央因而可能采取的准备与部署如下：

中央自信有能力支持香港警方控制可能发生的“乱局”，例如“占中”、占领立法大楼或政府总部等所带来的任何程度的动乱和社会动荡，而不会任由像泰国、埃及、或乌克兰那样推翻或瘫痪政府的局面发生。中央将视乎香港政局恶化的程度，按照《基本法》行使其对香港的管辖权：第2条规定人大授权香港实行高度自治，表示中央依法可以不同程度修改有关授权；第18条规定当出现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人大常委可以决定香港特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区实施；等等。

中央在经济民生方面会“保住”香港，保证香港不会民不聊生，及失业率不会去到触发骚动的地步。在政治发展、政府管治和施政、传媒宣传、意识形态、社会抗争等方面，中央会投放更多资源去维护香港稳定，“稳住”香港（“维稳”）。因此，中央对特首和问责官员的问责机制将会强化和正规化，例如汇报制度、重要而又有较大社会争论的政策需要事前有研究基础，或甚至于要先行征询中央及其代表机构的意见等等。

即是说，中央会加强其“治理”香港的角色，意味着港人的高度自治将会逐步走向港人低度自治，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走向中央全面管治、“一国两制”名存实亡的结局。 香港将由一个富有自由开放国际城市特色的特别行政区，蜕变成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或者说是变成一个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特别行政区。

无论是上述两个情况哪一个会出现，中央未来监督特首和问责官员施政，参与治理香港，维持香港稳定的角色将会加强，只不过程度、大小、和步伐有所不同。

在第一个情况之下（即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如果新特首领导能力强、民望高，又可以建立某程度的执政联盟，处理好行政立法关系，团结好社会各界人士，从而改善管治，维持香港的安定繁荣，则“两制”的空间、灵活性、和比重就可以大一些，或者起码不会愈来愈缩小。在第二个情况下（即政制原地踏步），香港乱局变坏是无可避免的，“一国”的比重和主导性将会愈来愈增大，“两制”将愈来愈缩小。

因此，从维护“一国两制、港人高度自治”的角度出发，无论是中央、特区政府、各个党派、以至社会各界人士，都必须共同努力去达成共识，成功落实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中央要考虑的是现代化的治理概念和港人的多元化社会性质；而港人要考虑的是如何平衡“一国”与“两制”，香港能否脱离中国的母体而生存和发展，及能否对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有积极的作用而达至双赢，并进而实现“一国两制”模式对促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原本的战略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