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伟大的投资品牌发明者的话充耳不闻，是很危险的。当年提出“新兴市场”概念的人现在表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正重返发达世界。其意义十分深远。
曾多年担任国际金融公司(IFC)官员的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Antoine van Agtmael)，于1982年发明了“新兴市场”这个词。他当时想推动对发展中世界进行股权投资，结束对债务的危险依赖。
他提出的对策是由国际金融公司赞助发起成立第一只新兴市场股票基金。那时候，大多数投资者、即便是大型机构的投资者，也缺乏在遥远市场物色投资对象的资源。但一个覆盖整个新兴世界的多元化股票投资组合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不过，该如何称呼这一地区呢？当时，一场债务危机正在“欠发达国家”(lesser developed countries)肆虐。LDC这个首字缩写几乎跟如今的EM（新兴市场）一样频繁使用，但这个标签不可能用。同时，没有人会踊跃买入一只“第三世界基金”。
经过一个周末的苦思冥想，“新兴市场”这个词出炉了。在金融界，再没有比此更成功的命名了。范阿格塔米尔本人一直是新兴市场的鼓吹者，他充满激情地表示，新兴市场里最成功的公司学会在母国生存后，有足够的智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
因此，他叙述全球优势正如何及为何转回美国的新项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亚洲已经在抱怨来自美国的竞争。之前搬迁到中国的制造企业开始迁回墨西哥，甚至迁至美国本身。他指出，在优先任务是提高实际工资（这么做会削弱竞争力）的中国，2008年危机之后的沾沾自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安。安永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薪资水平上升了400%，而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自1995年以来下降了12%。
在根本层面上，美国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具竞争力，而中国的竞争力则不如人们的印象。范阿格塔米尔所称的西方“创意回应”比他的预期来得更早。他认为，机器人、3D打印等技术的到来，已使西方从制造业转向“脑制造”(brainfacturing)。
在这一趋势出现和延续的同时，投资者正重新发现政治风险（并挑出国有企业进行惩罚），并彻底地重新评估自己对新兴市场前景的预测。他是否已放弃了自己看好新兴市场的观点？当然没有。正如他所指出的，当市场下跌时，长期潜力总是被忽略（正如行情上升时种种问题被忽略那样）。
稳步成为王者的仍将是新兴市场、而不是美国的消费者。范阿格塔米尔指出，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汽车、洗衣机、电视机和手机的销量已经大于欧盟(EU)或美国。
他还提出，新兴市场增长放缓不是问题----对中国而言反而是一种优势----并且拒绝接受如下观点：美国不可避免地退出量化宽松(QE)，必然会引发去年短暂肆虐新兴世界债券与外汇市场的那种恐慌。
但是，他在描述美国“脑带”的增长以替代陈旧的“锈带”(rust-belt)时所表现出的热情，让人回想起当年他描述新兴世界跨国公司崛起时的那种激动。他指出，创新中心正在美国各地涌现出来，包括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亚克朗市(Akron)或博尔德(Boulder)以及知名大学周围地区。他提供了200多个公司“回流”的例子，比如通用电气(GE)将业务迁回美国本土，苹果(Apple)首次在美国境内生产Mac。
展望未来10年，他预计美国的信心会增强（就像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日本那样），制造业将会迸发更多创新，并会“为了争取数十亿的新兴市场消费者爆发一场重大战斗”。他仍预计新兴市场将更快增长。
“脑带”的概念可能会像“新兴市场”概念一样琅琅上口。这是好事吗？
范阿格塔米尔的“新兴市场”肯定对他将股权融资引入新市场的目标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后果，比如相继
向新市场贴上各种标签，结果越来越荒谬。想想各种缩写吧，从Brics（金砖国家）到Civets（灵猫六国）、Mints（薄荷四国）和Biits（脆弱五国）。
这反映了一种过度简化的宏观趋势。人们懒惰地以为，所有“新兴”市场都真会脱颖而出；它们的表现都会强于现有发达市场；它们都将保持直线式增长。
这些想法未必都正确。没有理由放弃精心选择的新兴市场头寸（或盲目地投资于“脑带”）。但是，“新兴市场”登上舞台30年后，所有投资者都应当听从范阿格塔米尔的意见----游戏已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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