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机会把姜存瑞先生的评书三国听了几十回，难免会有一些感想。在百度的评书吧里看到一个帖子，说是2010年的时候，天津电台播出了姜存瑞的三百回评书三国，为何现在网上流行的“姜三国”，只有二百零八回呢？
查“姜三国”的九十六回与下一回衔接不上，短少部分约相当于原著的十九回到三十六回。“姜三国”的最后一回，也只到赤壁之战中的借东风处，所以“姜三国”只是一个残本。
我觉得“姜三国”是现存的几家三国中，保留传统特色最多的一种，也就是评的成分最多。
可惜老人家文化水平过低，不少地方词不能够达意，有些话讲得也不合语法。但他借同门魏存发之力，对这部书下了大功夫，能说到这个程度，实在是超（文化）水平发挥。
其中最为独到的，倒不是老先生常使的斩颜良等小段，而是三顾茅庐这段。
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评书有个完全可以顾名思义的好名字，概括了这门艺术的两个组成部分。“书”就是讲故事；“评”就是对故事的理解评论。
仅是绘声绘色地讲故事，不是评书，而是说书；全是对故事的理解和评论，也不叫评书，而是评论。
我们都明白，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必须要有区别于其它艺术门类的特色。评书艺术出现的一个反常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评书艺术的特色不但没有加强与鲜明，反而日益模糊与淡薄。这就导致了评书艺术魅力的不断流失。因此当前有必要对究竟什么才是评书独有的特点进行再认识。
评书所说的书，来源无非有两种。一是别人创作的艺术作品，行话叫“墨刻”；一是评书艺人自己创作的、历代传承下来的演出脚本，行话叫“道活”。评书本门都公认，“墨刻不值钱”，“道活”才是高大上。因为“墨刻”买一本就可以自己看了，用不着听你念一遍。再说已经有了故事朗诵、有声小说之类的艺术形式，也显不出评书的特色。
所以评书艺人们常常骄傲地说“我说的书和书店里卖的不一样”。可随着时代的发展，问题来了。现在“道活”也大都出版了。别的不说，仅单大师一人，就把不论是短打、袍带还是神怪等等的评书书目，出了个八九不离十。这样一来“道活”也都变成了“墨刻”，如果还只是对“道活”简单地复述，也不会“值钱“了。
再说老年间演一遍“道活”，最多也不过百八十个人听。就算复述一辈子“道活”，也会有观众没听过。现在电台电视一播出，观众至少以亿来计算。观众在家里就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再到剧场把“道活”重说一遍，吸引力肯定大不如前了。
回顾评书的发展历史，凡是最为成功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都对原作进行了全面的加工和再创造。比如陈士和说的评书聊斋，就把《聊斋志异》原作中只有几十或几百个字的小说，发展成了几十万字的评书。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出做为评书独有的艺术特色，成为和原作同样具有文学和艺术价值、可以并存的作品。再比如陈荫荣的兴唐、张国良的三国、王少堂的武松等等，莫不如是。
所以评书在“书”这方面的艺术特色，并不是朗诵故事，或者说对原作进行复述。而是必须要对原有的p~~p墨刻p~~p或者“道活”，进行再发展、再创造，这样才能不断保持评书的艺术魅力。
评书在“评”这方面的艺术特色，是评书艺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地对故事中的人物、情节、风俗人情、历史典故、衣食住行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解释和评论。
评书的“评”，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可以称得上是“无所不评”。这里只简单地用评书开宗立派时期的著名演员莫后光所说的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夫演义（注：即现称的评书）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之精者，其孰与于斯矣！”。
这种“评”，是评书艺术独有的特色。因为评书最常采用的叙述性、故事类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有这么多的评论的。其它的曲艺形式也没有。
这也是最见评书艺人功力和水平的地方，因为没有高于原作的见识、经验和文化素养，是很难对原作进行评论的。
在北方评书中，就我所见，以金文声的“评”为最高。但他使用山东口，又时常夹杂一些“脏口”，影响了评书的艺术效果。
他在评书方面的徒弟郭德纲，被称为相声艺术家是没有问题的。但好象还没人也称他是评书艺术家。如果说他在相声方面的欠缺是“三俗”，那他在评书方面的欠缺可以称为“四不象”，他说的评书已经和相声分不太清楚了。
所以说要真正体现评书的艺术特色，还必须具备一些基础条件和遵循基本的规范。
马岐先生的“评”也是很不错的，但不知是录音条件还是比较随意的原因，他的书馆评书中有“吃字”的现象。到了广播评书中，他的“评”就已经基本去除了。非常可惜。
我只听过他的弟子王传林先生一回书馆评书，其中的“评”，也是相当了得。看来是继承了乃师之风。但到了广播评书中，“评”更是踪影皆无。这就涉及导致评书艺术特色消退的社会原因，不光是演员一方面可以负责的。
连丽如先生的”评“是比较薄弱的，虽说沿袭了乃父的一些原有讲评，但因为不是出自切身的体验，说起来有不太自如和自信的感觉。连先生说书嗓亮声宏、咬字清晰，但我总感觉连先生的评书有点不太“纯”，缺少一点评书独有的韵味，好象打的是故事朗诵的底子。她的”纲口“带有“雌音”，“长夯儿”的时候有点“扎耳朵”。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刘兰芳先生说的书，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评书的嗓音要求，是一个比较奥妙的问题。我们可以笼统地说，什么样的嗓音条件可能都行、也可能都不行，响亮的不见得就好、嘶哑的不见得就坏。关键是要给观众娓娓娓动听的享受就是好嗓音。
连阔如先生的评书水平，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由评论中得知的。从现在留存的几个片段看，我不敢肯定这位“净街王”的艺术造诣，究竟达到了多高水平。可以肯定的有一点，连大师犯了一个任何评书演员都不能犯的毛病，就是说书中带有口头语，说话之前老“哎，哎”的。这是评书表演的大忌。
假设在目前的情况下，连阔如先生和张寿臣先生同时健在，我个人感觉张寿臣先生说的评书，更有可能获得“净街王”的美誉。张先生说的评书，现在网上流传的只有一个极短的水浒小段，“书”、“评”俱佳，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我挑不出任何毛病。当然张先生主要是说相声的，评书只是暂时性地说了一段时间。可评书和相声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姊妹艺术。一个演员的艺术功力和文化水平如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相近的艺术门类中，也取得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并不是不可能的。可惜他留下的这一点只言片语，只能引起我对传统评书的无尽想象。
连丽如先生的义子王玥波，是评书相声两门抱的演员，也可以显示出两者关系的密切性。在评书方面，王玥波已经成为青年评书演员的翘楚。他的评书基本功扎实，又因熟习相声，擅长运用外插花式的包袱营造火炽的现场效果，在评书的各个方面发展比较均衡，没有过于明显的缺陷，同时也还留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在“评”上，可能还略显稚嫩。比如他“评”到新版三国电视剧时，认为剧中的吕布叫王允义父不可能，因为吕布不会认不是位高权重、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为义父。这与三国演义的原义不合，也违反人情事理。三国原著对吕布的评价是“好勇无谋、见利忘义”，意思是只要他看到利益，就可以舍弃尊严和廉耻。那么吕布认王允为义父有没有利益呢？显然是有的。他可以借助王允的力量，夺回他被董卓抢走的爱妾貂婵。并没有说吕布还自己订有一个规矩，非多少级别之上的官员不能认干老。而且王允的地位和资历已经相当高了，不然不可能在除掉董卓之后，就自己直接出来主掌大权。
王老师还有一个看似无法辩驳的理由，就是吕布被张飞称为“三姓家奴”，如果再认王允为义父，就变成“四姓家奴”了。张飞列举了吕布三个父亲和干老，是为了说明他反复无常，丧失廉耻，并不是说连正常的长辈都不能认。要是细抠起来，吕布在娶貂婵之前，已经结婚了，肯定会有岳父，再加上自己的亲生父亲、丁原和董卓两个干老，早就是“四姓家奴”了。我们人人都有两重父母，认岳父是正常的。在三国中，王允是正面被肯定的形象，认他为义父，也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所以象这些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不一定非放进“家奴”之列。再说吕布要娶王允的义女貂婵，叫声义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什么绝对不可能的。
评书的“评”看似自由，其实很不容易，它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评书艺人的见识和水平，并不是为了引起现场观众的争议和讨论。所以讲究一说出来就要被内行佩服、外行叫好。如果是过于个人化、容易引发争议的见解，放在文学评论中非常正常，放在评书中就会影响艺术效果。
袁阔成先生的评书在说表方面是第一流的，但也不以“评”见长。他的评书中有“评”，但比较普通，一般都是顺着原作人物和情节的设定，做一些引申和夸张，缺少独创性。
至于刘兰芳、单田芳和田连元先生，这些出身于中小城市和农村“鼓书门”的评书大家，“评”就是他们天生的缺陷。因为他们在其中成长并沿习的艺术传统，本来就不讲求“评”。
这样一路说下来，在评书这个”洪洞县“里，还有“好人”吗？我认为，在北方评书中，就我所知，综合各方面的条件衡量，刘立福先生演说的聊斋（最早的一批书目最好，后期的变差了一些），可以成为指示评书正确发展道路的一个标杆。
前边把评书的“书”说了一些，又把评书的“评”说了不少。我正是因为如此，才觉得评书是一个可以顾名思义的好名字。它指出了评书的两个最主要的艺术特色，就是要对原作进行再编创和再评论。
也可以把评书的艺术特色总结为八个字：“以编当先，以评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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