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4年，中共二度召集新疆工作座谈会，7常委同时露面显见规格之高。多次惨烈的暴恐袭击后，中共亦在铁腕反恐的同时对新疆的民族政策进行微调。略有不同于上届执着于单纯经济层面的“跨越式发展”，此次中共高层更倾向于整体推动民族团结----“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包括统一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稍早前的5月26日，高级别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铺垫，并提出新的“解题”思路，可能在未来消除汉维民族隔阂时起至关重要作用，那便是推动互相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观察人士看来，这是中共迈出的艰难一步。此动作可能意味着民族社区结构乃至户籍制度的大规模调整，它无疑将有利于当局强化社区管控，避免极端暴恐的藏匿和滋长；同时最为根本的是，配合当局改善民生动作，潜移默化地消除民族隔阂。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任何借助国家手段的措施都可能导致民意的反弹，需要手法细腻得当。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共可从本国历史中汲取思路，凭借国家手段“有所作为”淡化族群差异，建立国族同构的一体化格局。
从揉碎到重构 以“互融”安定新疆
5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明晰地提出了实践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至关重要的动作：中共当局在经历连串暴力袭击深感基层控制力薄弱后，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意味着未来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民族相处形态将会实现更“深刻”的变化，原本自治地方的更大庞大的民族聚居区将被析分、“揉碎”，实现充分的“溶解”。这一思路之所以引发颇多关注显见它可能成为中共民族政策的一个拐点。而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包括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一，消弭差异强化融合。毫无疑问，互相嵌入的格局将意味着打破各民族聚族而居、互相分割甚至充满敌视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从而激活人员的流动。香港亲共报章大公网称，“它不会是简单地堆叠、拼凑，而是互相包含、互相依靠，在生活上、感情上、联系上深度融合、高度黏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彼此紧密连结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从此意义上将，互嵌式结构虽然只是物理层面的融合，但却是民族文化融合，进而弱化乃至瓦解本民族认同，建立国族一体认同的第一步，因此意义非凡。
此前，尽管新疆历经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输入，但是至今汉维等民族基本仍保持着相对界限分明的分布格局。南疆、北疆形成判然分明的维吾尔族、汉族聚集区，即使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也是形成自然的民族分区。今年初被当局逮捕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曾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一文中描述称这一趋势甚至在乌鲁木齐继续强化。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曾批评中央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虽然被历次援疆工作会议提及，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他曾在去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到，把城镇化变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城镇化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也使更多各族群众打破过去地域上的区隔，有了更多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的机会。
另外，近期暴恐袭击事件不断，报道在此前的分析文章中也提及暴恐分子作案的重要心理，认为其在试图以有针对性的暴力活动激化各民族之间的不信任感和疏离感，以达到其驱逐外族人实现民族独立分裂的目的。宗教极端势力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试图攻击“异教徒”，并继而触发他们对整个民族的仇视与对抗。
其二，坚壁清野管控危机。按照中共当局的解释，互相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将是一种小区化的社会环境，这在喀什等南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城镇改造中可能已有所体现。实际上，这类似当局现在中东部城市力推的社区化网格化管理，势必有利于实现当局对基层社会的管控力度强化。
不过，新疆幅员辽阔，尤其是南疆维吾尔人地区人口分布极为分散。而根据此前曝光的案例，暴恐袭击者的生存土壤绝大多数便分散在此地，其接受极端思想宣传、进行恐怖袭击的筹备多会藏匿于其中的偏僻乡村。而这恰是中共基层政治影响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当然，构成这一局势的还包括某些历史原因，比如20世纪80年代政治空气松动汉人大量撤离，造成地下宗教势力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轻易地拓展生存空间。
而民族民众的社区化管理将意味着当局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对人口活动的安保防护与动态监控；而对于暴恐势力而言，它无异于一种“坚壁清野”策略，消除暴恐势力隐匿的“丛林”，挤压其生存空间。
打碎“聚族而居” “大一统”思想不可尽弃
从本质上看，互相嵌入式社会结构本身是对民族“聚族而居”生存状态的解构与析分重组，涉及各民族现实的经济状态、生存习惯的社会化差异。但更为明显的困境在中央自身。长期以来，人们都有担心突破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底线，也投鼠忌器地认为在凭借国家强制力进行解构时遭遇更多的民意反弹甚至国际指责。但中共原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曾告诫表示，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融合，并不是要无所作为，放弃引导、促进的责任，更不是用行政手段阻止融合，使民族区分凝固化。
实际上，中共应该首先说服自己更新观念，从理论上承认民族区域自治、固化民族传统聚居区本质上是一种妥协。按照列宁的构想，民族区域自治只是通向国家统一格局的必然过度，只是为减少国家草创时的阻力而不得已为之。而且，以阶级消弭民族差异在“阶级消亡”后已经失去支撑，民族矛盾反而可能死灰复燃。我们可以做一系列可能不太恰当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问题包蕴在中央与地方的问题间。由此而发，民族区域自治大略与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实行的羁縻制度是相通的，即在承认中央政权权威地位的前提下，地方获得一定的权力让渡，可表现为分封制以及宗藩制。但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博弈一直存在，以族群为单位的博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绝对地位的确立，地方或者说单一民族自治地位以及离心倾向对中央权威构成挑战，于是出现了中央凭借国家强力推行“大一统”的动作以巩固统治，在收拢还是让渡地方“自治权”间寻求平衡。秦汉之后郡县制、行省制逐渐战胜分封制，成为肢解各宗族力量的杀手锏，构筑中央集权的基石。汉初七国之乱宣告了即便是郡国并行制这样的妥协形式也会遭遇惨败。即使在中央权威不济的时候也在尝试通过更易倾向于中央的民族部落首领来强化中央的控制，而明清对西南地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更是如此。
而在民族地方组织的形态自治权的地位也会伴随户籍制度的成长而改变，为了强化中央的控制，大规模的人口调动以及编户齐民是最为重要的措施。从武王伐纣后周公旦设“三监”稳控殷商遗民，到秦灭六国徙山东六国贵族，甚至一直到清末左宗棠克复新疆迁回部入宁夏，历代王朝为稳固统治以防聚族叛乱，此法屡试不爽。“编户齐民”可称为最早消弭族群差异，它原则上要求一切平民地位的平等。此后，历代政权草创都因袭类似的思路，甚至连少数民族政权也遵循。如果说辽代尚为一国两制的代表的话，继起的金代便在一开始实行实现女真人的统一后便实现了统一的编户制度----猛安谋克制，打破原部族界限；而迭代而兴，铁木真以黄金家族一支南征北战，乞颜部各支、塔塔尔部、札答阑部、乃蛮部聚而分之，设置为四万户、九十九千户，亦同此类。
而且，中国自古至今宗族影响力依然庞大，聚族而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表现为民族）严重，但市场经济大潮浩浩汤汤无可阻挡。它正在快速渗透、瓦解传统的社会结构，因此民族之间交错杂糅的格局即使非由国家强制力推动，亦会有它“帮助”人们去完成这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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