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的乌鲁木齐暴力恐怖活动，再次让新疆以极端的形象进入公众视野。自2009年“7·5”事件后，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个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广袤地域。而由此产生并有向整个中国辐射的各种暴恐事件，则让新疆问题成为中共最头疼的内政难题。
什么是新疆问题？暴力和恐怖活动？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立法？抑或极端宗教主义的盛行？族群的隔膜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间不平等、不尊重、不信任和世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这似乎是难以用一句话回答的问题。但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誓言发起反恐“人民战争”的形势来看，中国政府要发动群众的力量反恐，则必须要先解决新疆民众、尤其是维吾尔族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5月28日至29日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明确提出，“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中共建政后，在阶级标签空前重要的时期，新疆维吾尔族民众的身份认同与中国其他省份并无明显区别。但1980年代后，在各错综复杂各种因素背后，维吾尔族的民族意识空前膨胀，民族身份认同远远超过国民----亦即公民身份认同却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弱化民族身份，强调公民身份认同，是中共政府面对新疆问题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而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决定了公民身份认同必须经由公民教育来实现。
推广汉语是公民教育的工具
在中国官方的说辞中，新疆暴恐事件一直与“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脱不开干系。近年来，也确实存在“三股势力”通过文字、视频等形式，将各种分裂宣传和宗教极端思想，通过手机、网络等途径向新疆民众渗透。有媒体调查报道称，在南疆，一些原本淳朴的农村青年受“圣战”视频影响，开始崇尚自杀式的暴力，愿意为宗教“抛头颅洒热血”（即殉教），视塔利班战士为英雄，在穿着打扮上也着意模仿他们，表现出一种“伊斯兰式的叛逆”。
要抗衡这种负面思想在新疆民众中的影响，中国政府就必须推广自己的官方教育，而语言则是沟通的第一工具。就中国来说，汉语是唯一官方语言，因此，汉语文字以及普通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不是反对意见者口中的“汉化”的问题，而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在18世纪新生的移民大国----美国，语言的杂乱曾阻碍了国家真正的统一和发展。当时著名的作家 、教育家诺亚·韦伯斯特为了完成统一全国语言的夙愿和保持所著拼写课本之销售，编撰了 《美国英语词典》。该词典不仅揭开了美语体系发展的序幕，而且成为了美国官方语言和基础教育语言标准，从而统一了美国这个移民大国纷乱芜杂的语言，为美国民族彻底扫清了交流的障碍，为其最终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目前在中国的现实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很多维吾尔族人不懂汉语，听不懂、不会说、不会认。5月27日，《环球时报》发表记者进入新疆皮山的报道称，“沟通是最大的问题，”当地巴扎（集市）上的摊主很少能听得懂普通话，更不要说读汉字，“一名卖东西的大叔说自己是小学老师，但与记者的沟通也比较吃力”。地方民众对国家官方语言的认知缺失，必然导致官方的宣传很难向少数民族民众有效传达，继而导致民众对官方政策的各种误解和抵抗，更不要说接受公民概念的教育。所以，对少数民族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统一汉语教育，是共产党政权和三股势力争夺民心的一场严重较量。
当然，推广中文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打击民族语言，相反，民族语言仍将作为重要的载体传播民族文化。
宗教信仰不能代替普通教育
官方数据显示，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发展到现在的2.43万座（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增长），按目前人口比例来看，维吾尔族人平均500人一座清真寺，高于中东的伊斯兰国家的清真寺密度----他们平均是1200人一座，有的地方是万人一座，甚至也高于美国的基督教教堂的密度。
清真寺过多，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土壤问题----当然，极端伊斯兰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主要是导致了目前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清真寺教育已经压倒了普通学校教育。很多维吾尔族小孩干脆都在清真寺甚至地下讲经堂接受教育，而不去上公立学校。也因此，他们只接受宗教教育而不接受以汉语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为代表的公民教育。
而伊斯兰化，已经超越了维族人自己的民族性，包括服饰。维族人本来好歌舞，饮酒，女人的服饰也很艳丽，可是现在，到南疆你会发现，歌舞基本不允许了，喝酒抽烟也不行了，妇女被鼓励放弃本民族服装，而穿伊斯兰的黑袍。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教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而且信仰教育本身，不能妨害基本的公民或世俗教育。在北美或欧洲，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地区，也有很多的教会和教堂，但公民教育是第一位的，也就是小孩不能仅仅接受教会的教堂教育，而必须参加公立和私立的世俗教育，也就是小学到高中的普通教育，也可以说是公民教育，政教分离，世俗和信仰教育分离，在很多国家都有立法保障。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实践宪法，将包括南疆在内的新疆教育公民化、普通化。清真寺仅仅是信仰教育，不能包办普通教育。新疆的公民教育问题，核心就是一个教育争夺的问题，要将维吾尔族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从清真寺教育中夺过来。社区化管理是公民教育的平台
新疆地域辽阔，除了乌鲁木齐这样的首府城市，在边远地区，民众大多是呈零散的自然村落、流动放牧点的居住方式，这就导致新疆社会中只存在宗教和政府两种力量。而宗教力量强过政府力量的结果，就是在穆斯林眼中，卡非尔（非穆斯林）永远是以“他者”的角色存在的。
从国家统一角度来看，民族与宗教造成“人以群分”，而公民教育则是消解“非我族类”的不二法门。支持社区化管理的观点认为，只有将零散分居的民众相对聚集起来，不分民族，在社区认同感的基础上，让社会力量的介入来制约宗教的异化、思想的极端、行为的保守等现象，才能有效的进行公民概念的教育。
而中国政府显然也认识到了在新疆进行社区化管理的必要性。2014年1月，中国新疆网报道称，“新疆额敏县在郊区乡、玉什喀拉苏镇、萨尔也木勒牧场试点推行农村社区化管理模式”。而从媒体报道可以查出，新疆之前也曾试点过牧民社区定居，但是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管理跟不上，大部分牧民把已经开垦的饲草料地撂荒了又回到了山上。现在如果政府能让学校、卫生院、兽医站、活动中心等社会化服务功能在新疆尤其是农村现实全面覆盖，则新疆社区化管理中应该可以跨出有益的一步。
当然，公民教育包含全面的教育理念，是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基础，培养主体性公民的教育活动，它需要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民众的政治、人权意识发展到一定基础后才可以顺利实现的概念。在中国内地经济发达地区都还未真正普及公民教育的前提下，在新疆这样经济相对落后、汉语教育未普及、民众普遍蒙昧未开化的情况下，开展公民教育将面临着很多可预知以及未知的困难。但中共如果要依靠民众的力量去反恐暴，去逐步加强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则不得不走公民教育这条路线。中国在新疆推进公民教育，实施必将不宜，期间官方的处理手段和方式将是严厉的考验，倘若仍用大汉对“番邦”的傲慢态度和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只能让公民教育变为更大暴动的导火索，但“公民化”又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有益尝试，因此只能且难且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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