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动对暴恐分子的公审宣判，到动员各地军警举行反恐演练和街头武装巡逻，到开展为期一年的严打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到发动10万民众征集涉恐情报……中共正在全国发动反恐的大阵势，意图在“势”上给予暴恐分子以强大的心理威慑，“打掉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在接连出现惨烈的暴恐袭击情况下，类似高压动作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但与此同时，正如人们所担心的，中共必须确保在构成反恐心理战优势的同时摒除大规模波及无辜者的可能，避免陷入专政形式的怪圈中恶化民族互信。
制造民间对立是暴恐分子实施恐怖袭击行为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当下，暴恐分子制造的群体性恐慌性对立正在形成，汉维两族之间的隔阂不断发酵固化，这是当局最应该警惕的。王乐泉时期铁腕高压政策被指为固化民族隔阂的重要原因，汉维民族之间的矛盾终于酿成2009年街头骚乱。4年之前，当7•5骚乱后张春贤接替王乐泉开始“柔性治疆”前夕，中共召集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民生、“跨越式发展”成为当时中共主打的两张牌，力图一洗王乐泉铁腕反击极端势力，但接连的恶性暴恐袭击事件正在打乱中共的治疆策略部署。
经历数次恶性恐怖爆炸袭击事件，中共当局配合反恐铁腕，虽然也在诸如确保南疆普及高中教育、无零就业家庭以及保证在疆企业新就业雇工当地人不低于7成等动作强化民生，但毫无疑问，对于中共而言，更为紧迫的是在排除种种干扰稳定新疆局势时获取最广泛的反恐支持力量，而实行区别对待，联合有利，精确打击，将是最为节约、最为有效的反恐手段。
从本质上看，虽然伊斯兰极端主义脱胎于伊斯兰教。但反恐战不是地域歧视，也不是民族冲突，更不是宗教战争，必须区别对待，有的放矢，以免株连无辜。平心静气讲，伊斯兰宗教有其固有的宗教特点，即便是奠定中国当下疆域、以“十全武功”自诩的乾隆帝虽经过三次用兵也并未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新疆边患。“乾隆并未能构建起一个坚实稳定的框架来处理他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学者欧立德对于这一遗憾给出的解释是：任何统治者如果试图以伊斯兰教庇护者的身份获取政治利益，他都必须皈依伊斯兰教，而这显然是乾隆无法做到的。乾隆做不到，当下即便在任何非伊斯兰教国家，尤其是有以共产主义理想立国的中共更不可能。但是，这并不表示，伊斯兰教便与世俗政权格格不入。
伊斯兰教在7世纪成形至今绵延发展以前多年的历史中，也如同其他宗教几经分化重组。而至于当下恐怖主义在伊斯兰教内还魂，自有其深刻的根源，比如民族主义复活，社会矛盾的集聚，80年代亚洲政治民主化气氛复苏，原教旨主义尤其是伊斯兰教内的原教旨极端主义思潮大规模“侵入”新疆激化原有的民族矛盾，催生暴恐势力的崛起。因此，当下涉疆暴恐频发固然与伊斯兰教有扯不清的关系，但并不能反过来推导出伊斯兰教与暴恐划等号。中共建政初期依循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宗教是必不可免的历史性存在，但是是可以被引导来适应甚至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也是中共并未彻底“消灭”宗教的原因。
4月30日，巡狩新疆多日的习近平离开乌鲁木齐的最后一站确定在当地的大清真寺，这被视为此行的至关重要的一笔，传递了明确信号。随后，曾在此前的文章中称，中共应该借助伊斯兰教内温和派力量，抵制与压缩极端主义的生存土壤。而此次新疆工作会议，习近平为民族团结与融合不惜动用强制手段内迁民众的同时，确立了联合伊斯兰教中温和派力量区别对待，“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方针。
在观察人士看来，新疆反恐的政治化倾向会迅速降温。
同时，中共建政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引人警醒。当初，为迅速巩固新生政权，公审宣判乃至游街示众一度成为中共对敌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形式；到十年文革动乱，此形式更成为彻底摧垮对方心理防线的高杀伤性武器，甚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依然如故。彼时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下的经济大整改，社会动乱造成犯罪率上升，当局当时试图凭借公开审判遏制犯罪案件频发势头，后来公开审判伴随着人权意识的觉醒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当年的公检法虽然借助严打遏制了社会的混乱，但却在事实上滥用权力僭越法制，导致量刑过重等冤假错案，遭到后世的批判。
实际上，动用国家强力进行阶级专政式的声势动员往往会陷入类似的怪圈。除上述公判大会形式外，在反复的暴恐袭击压力下，新疆当局正在动员公检法快审、快判以强化反恐威慑力量。非常时期必须动用非常手段有其政治上的合理性，但过于迷信国家强力粗暴的威慑作用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副效应。“泛对抗”可能导致对维吾尔族民众造成普遍的心理不安，尤其是散居于全国各地者可能在与当地民众的相处中加深猜忌。
中共正在发起10万信息员搜集涉恐情报，一场反恐人民战争的阵仗正在中共当局的动员下大规模地铺开。与此同时，新疆已经军警林立枕戈待旦，全国各地的反恐演练层出不穷，人民民主专政时期的的公审宣判模式正在各地“复活”。但反恐局势应避免由人民战争沦为运动式的人海战术，中共在大规模动用国家暴力手段将一切升级为全面对抗形成心理优势时，尤其要避免动用类阶级斗争的专政工具。它极易刺激本来脆弱的民族互信，强化隔阂乃至对抗情绪。因此，中共应在实际动作中加以明确的敌我区分，尤其在极端思想所产生的母体伊斯兰教领域进行细化分解，消解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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