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六四”，不少心怀善意的人士认为，如果达成“和解”，既能让中共得到解脱，也能让受害者得到慰藉。多维独家新闻报道，孔庆东在此敏感时间点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将 “六四”称为“社会主义爱国运动”。据此有部分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从中折射出中共欲与民运人士就“六四”事件和解的迹象。
然而，中共虽然透过孔庆东之口，抛出重新定性“六四”为“社会主义爱国运动”的橄榄枝，并且对“六四”有了“死一个人也是遗憾的，不应该的”这样认识上的进步，但还应看到，双方若想真正达成和解，必须抛弃过往抹黑对手的传统思路。
一方面，替中共放风的孔庆东需要抛弃将某些学生领袖抹黑成汉奸的做法，不能在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随意指责学生领袖都是“拿同学的鲜血来换自己的绿卡”。据相关资料称，孔庆东所指的那些“六四”学生领袖，是被营救或逃亡至海外，在当时并未持有美国绿卡。
另一方面，民运人士也需要放弃将政见相反的人武断定义成“政府卧底”的做法，因为与孔庆东抹黑学生领袖一样，这种缺乏证据支撑的指责容易将原本理性的政治理念辩论，降格为不堪入目的人身攻击。
更重要的是，中共不能仅仅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海外敌对势力”。“六四”后期的变化，学生运动最终走上跟政府势不两立的道路，更主要的还是折射出当时中共内部的政治态势。
首先，邓小平等老人，因为经历过文革时期的剧烈动荡，因此对稳定有着特殊情结和认识。早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在1987年3 月8日接见外宾时就曾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6月29日再称“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所以，“稳定先行”作为邓小平处理“六四”事件的做法，只是其一贯“稳定”情节的具体表现之一。
其次，当时党内的一些左派大佬，有其自己的想法和政治考量。孔庆东在这次的采访视频中拿电影《平原游击队》举例：“八路军向鬼子开几枪，向汉奸开几枪，八路军就撤了，鬼子和汉奸就打起来了。”这种手法不仅适用于孔庆东想要证明的海外敌对势力挑起学生与政府对立，也适用于其他政治斗争场合。
最后，赵紫阳等当时的开明派也希望借学生运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这种期望最终是否在结果上一定程度的促成了“六四”发生，实难定论。不过有观点认为，赵紫阳本可以依靠自身的威信平息学潮，但他最终选择了将应对学生运动的难题交给邓小平，导致了悲剧发生。
多年来，不少海外声音呼吁“平反六四”，最近，又有评论人士指出“和解”是对“六四”各方最好的双赢方案。但是，想要在“六四”上达成和解，宽容是首要条件，而客观面对事实，停止相互抹黑则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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