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发生后，我们上海的学生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大学生一样都开始了对中共残暴镇压和平民主运动的罪行的抗议，由于当时的局势非常恶劣，我们学校的几个重要的带头人均暂时转入“地下”，这时候我和其他没有特别危险的同学们理所当然地在这个时候出来带动大家一起行动了。“为什么？”，其实这是事后才会发出的一个问题，当时根本没有“为什么”这个概念，脑子里的想法就是：我们属于低危险学生，我们必须站出来。我想这就是良知，良知的概念就是：不用争议和思考，因为这是人类的特定属性。
我们具体做了什么，我现在记得并非特别清楚了，但是有两次，我的记忆极其清楚，第一次是六四后，全校集会，之后上街表示抗议：当时主席台下面有一个三轮车，上面放置宣传用品，我站在三轮车（我们当时的装备的确很落后）旁，准备出发。我之所以记得这一幕是因为后来同学回学校说，在电视镜头里看见我了----我当时记得应该就是这次游行。第二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街。当时突然得到消息称，部队已经在向上海进发，包括军车和军人。于是同学马上通过校园巡回信息发布员（就是拿着大喇叭，一个宿舍一个宿舍门口广播的同学）集结起来，准备去围堵。我之所以能记得那么清晰，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出去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我们出门前都留下“遗书”（打引号是因为时间太紧急，我们只有时间写上一句话：“一定要继续我们的使命”）。我们非常急迫地徒步行进，我不记得一路上我们是否呼喊过口号，但是我们肯定是极其总忙地列队走到了外白渡桥（这是人员进入上海市区的唯一途径）。我们的队伍从外白渡桥开始向外滩和人民广场方向延伸，由于我是站在外白渡桥上的，所以不知道队伍最后到了哪里，但是我知道，学生的队伍密密麻麻，如果军车真的进来，我们都不可能有地方跑，除非跳进黄浦江。总之我们学生坚决不退，我们在那里守了一个通宵，没有军车进来，然后，当时的市长朱?基透过广播电视发表讲话，我不记得太多其他内容，但是记得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他当时对北京六四大屠杀事件的定义是：“北京发生的风波”是历史事件，未来自会有历史来评价，……我作为上海市市长，以我的生命来保证，只要我还活着，上海不会军管……。再之后，大家商议撤退，于是同学们最终一起撤回学校。
之所以谈这么多细节，是因为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的指导老师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我一直非常欣赏老师的授课，所有的内容我听得都特别有兴趣，所以在学运发生前，我就对这位老师抱着非常敬佩的态度。我的毕业论文得到我中意的老师的指导，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可问题并不在这里。由于我的参与或许太深入，我一直没有顾及写论文的事情，连草稿都没想过。而最后一次的示威之后已经到了提交论文的时候了。老师让我到他（她）家去谈论文的事情。晚上我去了，让我异常感动的事情发生了：老师告诉我说，我准备了一篇类似你的水平的论文，你抄一遍，我不会给你A，因为A需要答辩。你抄完了赶紧离开学校，不要停留，以后也不要回学校了，毕业论文和毕业证我会帮你办好。最后老师给了我400元钱，让我快走。各位，400元在今天看可能是一顿饭的钱吧？可是在当时，我记得有些同学的生活费一个月也才40元，而我毕业后我第一年的实际现金收入也才70多，可想而已400元可以够我躲一段时间了。由于我们一起的同学不止我一个，所以，我将400元拿出来，加上我自己的生活费，我们若干个同学一起在第二天清晨约6点钟坐上长途车离开了上海。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撒谎，用了不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当作我自己的论文给交了，我也在老师的帮助下顺利毕业。老师说，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提及，于是至今我也是第一次向社会公开这一段的秘密，以及事情的背景。
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师年岁已高了，我希望在老师仍然健康的时候让老师知道，我非常非常地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我没有沉默，我仍然在进行着当年的事业。或许这辈子无法偿还您给予我个人的关怀，但是我知道我投入追求自由的事业也同样是您心中的理想。我想告诉您，我尊敬的老师：您的学生永远不会辜负您，永远会记住您在当年课堂上讲的一切，介绍的一切。毫不夸张地说，您和您的同事们帮助我一个平凡的学生开启了我的视野，让我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和愚民教育之外的其他思想。
我说出这件事，是因为只有我的老师您能通过文章看出来我是谁。在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学生给您一个深深的真诚的感谢和祝福，而这个祝福也同时送给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中的所有难属、当年支持过学生运动的善良的市民们和为此而遭受中共迫害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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