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出头的时候，赵有亮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作为文化团体的一把手，他给自己的定位是，领导就要实实在在当好“服务员”。
变化，似乎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
从这时候起，赵有亮感觉到，全国人民对于上海人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人们，尤其是北方人对上海男人的评价就是斤斤计较、抠抠缩缩，怕老婆。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家开始认识到了上海人的本质：聪明、务实、有规则意识，工作有责任心，做事情牢靠，不仅愿意和上海人交往，还喜欢上海人了。”
可与此同时，他不无失落地发现，反映上海的好本子却少了。电影，还拍过几部，如《美丽上海》、《高考1977》。而电视剧，似乎从《孽债》、《夺子战争》 后，真实动人、原汁原味的“沪产电视剧”难觅踪影。
“后来也看过一些本子，看起来拍的也是上海人，上海生活，夫妻啊，婆媳啊，但就是不真实，打动不了人。吵吵闹闹的，连住的房子都假—好像上海人家家户户都住别墅似的。”赵有亮说。
为什么上海的经济实力强了，上海人的形象转变了，书写上海人的影视作品反而羸弱了？
1990年，赵有亮出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兼党委书记。2000年，该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成立了国家话剧院，赵有亮是第一任院长，一直干到2008年65岁退休。在国家级院团当了18年一把手的经历，让他对上海的文化生态有着自己的观察。
“上海是全国素养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而且充满力量，表面上看似乎柔弱，但人的精神状态在朝前走，向往更好。上海让我耿耿于怀的，就是文化，这块本该是全国做得最好的，但遗憾的是，没有扶持自己的创作力量，没有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人才出得少，文化创造力不够。2008年第11届政协会议，上海文化界的委员有作家王安忆，画家施大畏，但影视界一个人也没有，很可惜的。”星期日：你对上海的感情很深，那么1966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为什么没有留在上海，而是去了北京？
赵有亮：毕业的时候，上海的话剧团希望我留，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北京。当时只是一个感觉，艺术创作上，北京比上海更活跃、宽松一些。
星期日：挺有意思的，一方面你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真切地感受到上海是个有文化的城市，另一方面当你又感觉这个城市“缺少文化”，似乎有才华的人出不来。
赵有亮：一个城市的文化团体，首先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我认为，有意识地去培养自己的人才，无论是编剧、导演、演员、美工……上海做得不够。
星期日：你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
赵有亮：以前的上影厂制作力量是很强的，但现在你注意看，好像很少有纯粹的“上海电影”了。导演、摄影、美工……技术力量萎缩得很厉害，“上海”只是投资方。出品投资，当然可以做，但关键自己还要抓本子，抓自己的创作团队，拍自己的作品。如果长期忽视这块，上海文化创造的力量就会下降。电视剧我刚才也说了，真正有上海味道的电视剧很久没看到了。上海很有意思的，拍上海的电视剧，还得真是上海人才行，黄蜀芹导演《孽债》都是自己投入，自己干。
在电视荧幕上，赵有亮塑造了“重情义，无奈而又吸引人”的上海男人。而在中国舞台戏剧界，这个上海人则在众多南北同行心目中赢得了“有魄力，有作为”的口碑。
1990年，赵有亮担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他的管理手法就一句话：珍惜人才，给所有热爱戏剧、有才华的人一块“实验田”，让他们自己做想做的事。导演、编剧、演员、舞美、灯光……谁想来都行，给“文艺青年”充足的创作机会。
现在戏剧界数位中坚导演，如孟京辉、田沁鑫，都是这样来到中央实验剧团。脱颖而出的。
星期日：你是怎么发现人才？他们身上有些什么能抓住你？
赵有亮：比如我选择导演，肯定要非常有思想，有创造性的。再有，还得有一种感觉，一种对戏剧事业的痴迷，他不可能轻易放弃舞台去转行干别的。实验话剧院的几个不错导演，虽然也涉及过电影、电视剧，但重点还是放在话剧上。给致力于戏剧事业的人机会，让人家来创造作品，这就是政策。
星期日：执行这个政策，剧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赵有亮：大家都愿意很早来剧院上班，都愿意来剧院待着，享受在排练场拍戏的状态，艺术氛围特别浓厚。当时实验话剧院在国内外影响相当大，培养出不少有影响力的导演演员。星期日：你是一个相信年轻人的人。
赵有亮：也不一定是年轻人，我是比较爱才的，特别欣赏爱学习的人。青年演员提出出国学习，都支持。有一趟，一个女演员想去美国去留学，但又担心能不能留着剧院的编制。我说，走，编制给你留着，真有经济困难我都可以帮你。去美国学习好，你就算不回来，对国家也是也贡献的。只要对社会有益，对你个人成长有益，甚至对你成名有益，我都愿意支持。他们越来越好，我就越高兴。
星期日：我们知道，文化单位想专心搞创作，其实不那么容易的。你能推行这个政策的秘密是什么？
赵有亮：你就别觉得你自己是院长，是明星，演过多少戏，老老实实当“服务员”，绝不为自己谋私利。我从来不把院长当个事，什么局级干部如何如何，我不在乎。
星期日：我在资料中看到，你很喜欢演戏，演得也很不错，但1987年演完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以后就没有演话剧了。这是当了院长后给自己立的规矩？
赵有亮：我为什么放弃舞台表演？是希望自己能做个表率，不能因为是领导，自己把戏都“搂”过来。领导是为艺术家服务的，而不是和他们争戏的。所以我当领导的时候，不演自己剧院的戏。
星期日：那你怎么照顾自己对舞台剧的渴望？
赵有亮：那得压掉，谁叫你当院长。这个院长是“强迫”我当的，当时文化部领导，找我谈话，强调你是党员，必须去。我就提了唯一一个要求，说我还想搞业务，能不能允许我每年有三个月的“创作假期”，万一有好的电影电视我能去拍。领导同意了。《孽债》就是趁那三个月的“创作假期”拍的。。
星期日：当了15年院长，感觉怎么样？
赵有亮：感觉很矛盾，有时候觉得有成就感，有时候觉得很无聊。当人家在舞台演出，心里羡慕，有时候也难受。
星期日：你说上海本应该出更多的人才，但现在还有些不足，那你认为问题出在哪？
赵有亮：文化艺术团体，不能靠行政命令去管理，还是得让一个人的艺术感觉能够发挥起来，才有意义。一个演员，不喜欢这个人物，强迫他去演干什么？得真正让他演自己喜欢的。
星期日：让人的才华发挥起来，这是很高级的管理。管理是上海人擅长的，你觉得上海人能学好你所说的这门管理吗？赵有亮：虽然我觉得现在的作品还没有完全把上海的面貌写出来，王安忆倒写了点，但是以后，肯定会有戏剧作品、影视作品，更真实、深入、动人地呈现上海。过去，文革以前，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文化中心。文革以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都在北京，上海成了经济中心。可我总觉得，总有一天，上海也会是文化中心。因为上海经济实力雄厚，上海人的文化素质是全国最高的，而且上海人是擅于学习的，向往好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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