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升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后首访俄罗斯提出“鞋子论”后，阐释和推广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国高层对外交往中一致推动的重中之重。“六四事件”25周年次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上又一次重申这一思路并提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这种“中国特色”、“符合中国道路”等言论表述并非习近平所独创，只是他格外强调，实际上对于中国“独立自主”，不能受外国干预的心态，一直贯穿于毛、邓、江、胡、习五代领导人的执政思路中。
观察人士指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强调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领导人的一贯做法，而且随着中国崛起之势成为显然，曾经发生“颜色革命”国家如埃及、乌克兰、泰国陷入内乱，中国道路正当性似乎得以证明，其领导层亦日趋自信。不过，中国以“中国特色”之名形容之，似乎认定其“成功”只属于像中国这样的特定国家，对于说服已被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所“征服”国家决策层与民众，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应当看到，中国发展道路正当性不在于带有过多符号难为世人理解的“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经济市场化与政治专权或新权威主义的形容也都有所偏颇。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实现“发展”的同时保障了“秩序”，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解体、乌克兰和泰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在访俄时提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其主意是各国的转型道路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和实践。其实自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已经逐步摆正了中国自身的理想和追求。而“中国梦”的具体表现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被定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些不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吗？
200多年来保持价值观主导和输出的美欧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或苏联，被其他国家视为发展的目标和样本。此消彼长后，“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仍然被有意无意地传播为“普遍真理”，而现代文明同时需要的“法治”、“理性”、“宽容”等价值却被置之脑后，“秩序”、“稳定”、“渐进”是其表现形式。而且现实证明，后者被正是前者的前提和保障和前提。过去多年中，中国通过组织权力和高压手段替换“法治”“理性”，同样实现了这一目的，但其负作用长期增长已成中国极大隐患和挑战。
而在未来，“法治”、“理性”、“秩序”都应当是处于发展阶段国家的共同追求，当然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其实应当被视为同“自由”“民主”同列的“普世价值”。中国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如果用这些更易为人理解的价值观作为旗帜和切入口，或许对于征得世界各国的理解和认可，对于为中国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都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当然，不论是自由、平等还是理性和法治，都是近代西方文明甩开其他地区狂飙突进式发展后的产物，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泊来品。中国执政者更希望能够从自己漫长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出或创造出更为理想，至少是类似的替代品。但是很显然，即使有此可能也不会立即兑现。中西两边不同的历史差距是不得不承认的。也就是说，中国在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都还将生存在西方所打造的一套话语体系之中。如何将所谓的“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翻译成能够为世界广泛理解的国际化概念，也就成为一个必然和紧迫的选项。
对于当前乌克兰或泰国所发生的政治动荡，中国也曾经历过，最典型的或许要属25年前的“六四事件”。该事件其实是中国积累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暴发，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对个人权利的追求、对执政团队的不满与其他国家社会运动无异，且都对国家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冲击。中国的应对方法是暴力压制，而这种策略在之后的一系列基层社会事件中不断重现。但是，压制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其隐患只会与日俱增。及时转变这种依靠权力保障秩序的思路，真正以执政党所声称的法治代替之，才有望化解已然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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